土地流转应与城市资本等要素“双向流动”

　　主持人：本报记者张凤云嘉宾：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陈爱巧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速，土地资源的紧缺愈发明显。当前，许多地方进行的“农民上楼”运动，因其涉及农民的宅基地以及存在的诸多问题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农村土地再次成为各方利益博弈的焦点。日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陈爱巧就此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主持人：目前，我国已总体上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同时，农村的土地问题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陈爱巧：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各种资源在城乡间分配不均衡，拉大城乡差距，使“三农”问题凸显。其中土地制度滞后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尤为明显。

　　土地应该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充分合理流动，才能有效率。虽然现实中农村土地流转一刻也没停止过，但整体处于自发状态，远远滞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且终因少有全国性的法规和政策革新跟进，使土地流转面临一些难以突破的障碍，不仅限制了农村社会发展，而且制约着城镇化进程，成为我国城乡统筹、实现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道坎。

　　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这就要求在实现城乡间要素市场配置的基础上，形成城乡经济的合理分工、专业化和交换体系。城乡统筹格局下的土地流转，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双向流动”的必然选择。应通过城乡统筹格局下的土地流转，实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城市的资本和技术流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实现资本、技术及企业家和土地的结合，以达到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

　　主持人：很多地方有关土地流转的探索试验，或多或少遇到一些障碍。您认为，应采取哪些措施促进土地流转的健康发展？

　　陈爱巧：农民对土地进行传统耕作，风险大、效益低。一边捧着金饭碗，一边却勒紧裤腰带。如果稀缺的土地资源能够借助有效的土地流转，成功转换为土地资本，承包土地的农民就能够从中获取更合理的收入，“三农”瓶颈便有望破解。其中，建立和完善土地资源转换成土地资本的机制尤为重要。

　　农村土地流转是由个体经济向社会化生产转变的经济规律所决定；而城乡统筹的土地流转，则是城乡经济统筹发展，要求城乡间生产要素在以市场为基础配置机制的基础上，形成城乡经济的合理分工、专业化和交换体系所决定的。市场机制下的土地资源流动可促进各生产要素重新合理配置。在这一点上，各地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经济首先是法制经济，只有建立规范的、“注重民生，富民优先”的、城乡统筹可持续的土地供给需求制度，才能兼顾效率与公平；才能“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让亿万农民真正从土地流转中获利；才能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现在有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现象是：利用土地流转圈地、洗钱，对这种性质的土地流转，政府应当明确界定，严厉打击。因为这样的流转，城市资本不是有效进入乡村帮助乡村发展，而是在恶意抢夺资源。

　　主持人：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应坚持什么原则，注意哪些问题？

　　陈爱巧：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民，政府应在土地流转中正确加以引导和规范。土地流转的原则应是：政府引导，市场调节，流转自愿，依法有偿。

　　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意义深远。农村的发展需要土地来撬动，同时土地又承载着诸多的农村社会保障功能。这就要把握好一个度，既要利用农村的土地来促进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又不能在这个过程中损害农民的利益，更不能剥夺农民依附在土地上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土地全面有效流转的前提应该是城镇能真正吸纳农业人口。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千方百计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不仅要建立城乡统筹的土地流转制度，也要有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还应建立农业自然灾害风险转换分担机制、土地流转损失救助等保障机制。

　　主持人：前段时间，一场“农民上楼”运动波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许多村庄从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消失。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陈爱巧：这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土地升值剧增。分税制的运行又使地方财政分得的蛋糕有限，在刚性支出需求下，地方政府特别热衷土地财政，“农民上楼”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但是一些地方的农民“被上楼”，实际上忽视了新农村建设的实质。一味地“拆村并居”，是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这项政策的曲解，把握不好，很容易演变为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新途径。

　　自然村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双向选择的结果，庭院经济是我国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农家庭和农村社区因内部人力资本、土地资本的多样化组合，具有内部化解外部市场风险的机制，即“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农民工大量失业，但我国经济仍能实现“软着陆”，正是这种中国特色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稳定器”作用的表现。

　　“拆村并居”涉及生产生活方式、管理体制的调整，关系到人文、生产要素的重组，必须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要保护农民的发展权利，不能盲目强迫农民上楼。

　　另外一个就是补偿问题。我以为，现行的补偿标准既缺乏理论基础又没有现实依据。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经济调查总队发布的《2005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显示，被征土地收益中，地方政府占20%～30%，开发商企业占40%～50%，两者相加，平均70%或以上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拿走了。

　　要妥善解决“征地拆迁”问题，应立足解决被征地拆迁户的后顾之忧，开好有农民参加的听证会，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让补偿标准与市场经济发展合拍，并及时进行调整。既要保证拆迁过程中农民的收入、生活不受影响，更要保证农民的日后生活、收入随形势发展能相应提高。严禁强征强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