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好农业发展最大“硬伤” ——代表委员为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献计献策

　　□□ 本报记者 何定明 李丽颖 王瑜 施维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田水利建设滞后仍然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伤，水利设施薄弱仍然是国家基础设施的明显短板。”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要大兴水利，全面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快推进农田水利建设的号角已吹响，如何医好影响农业发展的“硬伤”，代表委员各抒己见支招献策。

　　10%重点投给产粮区，别再让地方配套资金了

　　“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在今年一号文件中占据了显要位置，“中央和省级财政要大幅增加专项补助资金，市、县两级财政也要切实增加农田水利投入。”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这一政策。无疑这10%将有效缓解长期以来困扰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不足问题。10%怎么用才能发挥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水利厅厅长纪冰说：“落实10%的土地出让金，关键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首先要确保每一级都把这些钱拿出来；同时省里面调控20%用于重点地区农田水利建设。”他还建议，发达省资金多，但农田水利任务轻，能不能由中央统筹，调控一部分资金到其他省区。

　　目前，我国各地土地出让收益悬殊极大，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大学环境资源学院院长谢德体建议：“土地出让收益各地方部分留下，剩下由中央调控，但占用耕地的10%出让收益必须全部由中央调控，根据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再分配，特别是加大对种粮大县农田水利建设的支持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农业厅副厅长王红玲说：“温总理报告中强调‘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向农业土地开发、农田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足额提取、定向使用’，说明了中央对农业的重视。”她建议：“国家要对10%统筹使用，首先投到粮食主产区。

　　农田水利建设首先还是为保障农产品供给，粮食主产区本身就没钱，还拿钱搞农田水利建设，然后生产了农产品再低价供给大城市，两头吃亏！”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岳德荣建议：“10%不仅要向粮食主产区倾斜，而且要向生产粮食作物倾斜，特别要向农田水利的斗渠、毛渠、地膜滴灌等倾斜。”

　　代表委员普遍认为，粮食主产区本来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再加上种粮效益不高，还要地方拿配套资金投资农田水利，现实中难以奏效。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李钺峰建议，应该取消地方配套资金。

　　谢德体也认为：“西部贫困的地方，要地方配套也配套不起，配套的比例要小一点，要大的话就是空的，不能落实。”王红玲说：“我国绝大部分省区市的农村市县，本身就是吃饭财政，无力配套工程建设经费。县级政府按比例配套，还不如中央干脆拿钱，否则配套的钱很难到位，还会影响农田水利建设，出现‘豆腐渣工程’、‘半拉子工程’。”

　　重点建设“五小水利”，打通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小水利作为整个水利系统的最前端，它的运营状况将直接影响江河湖泊的旱情和汛情。由于管理体制不健全，维护投入不足，目前多数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众多小型水利设施功能丧失殆尽，河道、山塘淤积现象严重，“夏涝蓄水，冬旱供水”的功能严重下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小麦专家于振文说：“过去在水利建设中，过多地把精力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忽视了农田水利建设。近年来，很多地方在农田水利建设中，着重加强了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这个做法很好，也取得了一定成绩。现在，水库有了，但是从水库通往农田的水渠并没有建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今年山东等地大旱，在山东济宁一个地区，水库建得很好，水源充足，但紧邻水库的田地却无水灌溉，就是因为水渠年久失修。”

　　水利建设中，“小农水”对农民帮助最大，对农民真正影响最大、最关键的也是这“最后一公里”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教授朱建军说：“小水利是惠及农民、农业的最直接的水利设施，是整个水利系统的细胞。如果说近年的水利建设整体是明显滞后，那么，其中的小水利建设则实际是停滞或倒退了。”朱建军建议，加大小水利投资在整个水利投资中的比例，并设立小水利投资专项，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支持“五小水利”工程的措施进行具体的量化，确保小水利建设资金不被其他水利项目挤占。同时，优先考虑投资少、见效快、惠及面广、实际效益高、维护费用低的山塘、小水利清淤与维修工程，全面提高农村防汛抗旱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凤台县真菌协会会长鲁中祝认为，不但要在大江、大河和大型水库等水系多建水闸蓄水保水，更重要的是在农田河网上普遍蓄水保水。他建议，一是在主要沟河建立水闸，二是支沟、农田河网建立水闸式的拦水坝，特别是县与县之间、乡镇与乡镇之间、村与村之间的沟河更要建闸、建坝保水，达到涝有河网排、旱有水系灌。

　　规划先行，监管到位，别搞重复建设

　　国家下决心加大农田水利建设投入，代表委员们认为，是机遇，但也责任重大，要让资金发挥最大效益，必须做到规划先行、监管到位。

　　纪冰建议，借鉴国外先进项目管理理念，按投资大小明确项目分级审批权，同时尽量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工作效率。他表示：“在项目立项上，农田水利建设应以县为单位，以规划为龙头，用城市管理的理念管理农村水利，成立县级农田水利建设规划委员会，努力做到‘一个规划，一张图纸，一个机构，各司其职，政府验收，统一管理’。要扩大基层的自主权，简化审批程序。”

　　李钺峰说：“规划设计时，要充分尊重民意，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反复论证，筛选符合农村实际的最佳规划设计方案。整合农业、水利、交通、财政等相关部门的资金，捆绑统筹，集中使用，避免重复建设。”他还提出，国家各职能部门应当充分考虑项目建设区实际情况，并对项目单位面积按要求所需资金量进行足额测算，使项目任务更加符合实际，从源头上防止工程投入的“先天不足”。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陈春林提出，要充分发挥农民群众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的主体作用，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民主议事、组织协调和技术服务等方式，用足、用活、用好“一事一议”政策，引导农民开展农田水利建设。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按照“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原则，以合作制、股份制等多种形式参与农田水利建设。同时，加强工程质量管理和资金监管，严禁截留和挤占挪用。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临沂市委书记张少军介绍，费县去冬今春农田水利建设在提高工程标准的同时，严格推行法人负责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严把原材料进口关、施工过程关、竣工验收关，不仅确保了工程质量，还提高了项目建设标准和档次。

　　农田水利必须“建管并重”，设立专项管护资金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傅琼华认为，总理报告提出大兴水利，针对性很强。她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农田基本水利工程建时轰轰烈烈，建好后却无人管理、维护，一些地方电灌站尚未投入运行，就发生人为损坏现象。直接承担着农村水利规划、建设、管理、执法等重任的乡（镇）水利站，人员经费却没有纳入财政。她呼吁，对农田基本水利建设要“建管并重”，健全基层水利服务机构，并明确其公益性职责，根据所管辖区域水利灌溉面积、水利工程设施总量及重要性程度，配足配齐人员，落实编制，以编定人，原则上区域站不少于4~5人，独立乡镇站不少于2~3人，通过“养人来养事”，保障基层水利事业健康发展。

　　纪冰认为，必须建立专业的基层水利管理服务组织，落实相应的管理人员和管理经费。他告诉记者：“具体来说，要加强以乡镇或小流域为单元的水利服务站点建设，使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做到‘乡有水利站、村有水管员’，水利站要达到‘四有’——有机构、有编制、有人员、有经费。”

　　李钺峰说：“重建轻管现象突出，究其原因，一是群众管护意识差，只管用不愿管；二是没有管护资金；三是农村税改后取消了义务工和积累工‘两工’后，加上外出务工群众增多，难以组织力量投工维修。因此，不少地方产生边新建边损毁的现象，农田水利工程的作用逐年减弱。”他建议，设立项目管护费，一是在项目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二是地方政府每年按工程资金额度的2%~3%安排工程维护费。

　　陈春林建议，一是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和日常维护等经费应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确保每年安排一定的维修养护经费；二是通过采用竞价拍卖、承包、租赁等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进一步明晰产权，提高利用效率；三是加大财政对用水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加强基层抗旱排涝和农村水利服务体系建设，保证农民用得起、管理跟得上、农业长受益。

　　朱建军说：“要大胆尝试，创新方法，积极探索组建专业水利工程公司，添置专业施工设备，大力引进新技术，破解河道、山塘清淤难题。山塘小水利工程分散，施工条件差，必须利用现代化的技术与手段才能破解难题。”

　　谢德体说：“搞农民用水协会，这种形式比较好。通过农民用水协会，解决一个村一个乡用水的问题。协会有专门章程，有法人，有监委会，把过去没人管、没人修的水利设施，灌水灌不了等矛盾都解决了。协会适当收取水费，主要用于维修水利设施，通过协会把社员组织起来。”

　　补贴农业灌溉用水，建立节水补偿机制

　　“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而农业作为用水大户，节水大有潜力可挖。”纪冰说，“对安徽来说，农业节水任务很重。现在的政策是喝‘大锅水’。灌溉用水，有的地方是按亩征收，有的地方是按量征收。建议对农业水费这一块要坚持按量计征，达到成本水价，引导节水灌溉。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国家对灌溉用水进行补贴，试点可以考虑每亩地25元，国家补12.5元。取消水费绝对不是好办法，不利于节水，也不利于流域均衡用水。要调整农业结构，宜水则水，宜旱则旱，发展高效节水经济作物，推广保护性耕作措施。”他强调，“用政策引导节水，潜力很大。”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荣民集团董事长史贵禄介绍，农业的快速发展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这几年，陕西省榆林市经过固沙绿化后，特色农业、设施农业发展得非常快，全区农业和农田年灌溉用水量，从10年前4亿立方米增加到现在的7亿多立方米，这些用水增加量大部分来自地下水开发。在榆林市榆阳区，过去打井挖3~4米就可取水，现在深挖40米也不一定能取到水。由于地下水大规模开发，榆林境内的地下水位每年以1~2米的速度在下降。他建议国家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应充分考虑陕北农村生态环境脆弱和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实际，加强陕北水利设施建设，做好现有水库和渠系的维修管护，同时大力推广旱作农业、节水灌溉等技术，保护和循环利用好水资源。

　　比较而言，农业收益低，再让农民在用水上多投入，农民显然不愿意。傅琼华告诉记者：“现在农业用水面临着一个难题，一方面水管单位收不上来水费，另一方农民觉得水太贵了，负担不起。应将农业灌溉基本水费征收纳入财政，建立节水补偿机制。”她建议：“国家对农田基本用水量进行测算，基本用水量之内的费用，由国家进行补贴，这样就减轻了农民负担；基本用水量之外，按用量向农民收取水费，收取水费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农田基础设施和节约用水，高效用水。如果农民节约用水了，国家应给予适当的节水补贴，或者允许农民把节约下来的用水份额进行转让。”

　　于振文说：“我国现在农业生产中，水资源浪费的情况还比较严重。比如，一亩地如果采用滴灌方式浇水，只需要30~40立方米水，而采用漫灌的方式浇水，就需要60~70立方米水，节水空间非常之大。事实上，采用漫灌的方式，不仅浪费水，而且会把肥料都冲到地底下去，这样不仅会污染地下水，也不利于农作物吸收养分，不利于其生产。”他建议，应该大力发展和推广节水应用技术，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同时政府应该加大补贴，推广节水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