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处中国西部大山深处的重庆市酉阳县板溪乡，村医冉启业过着相对稳定而富足的生活，每月近２０００元的收入使他可以在不出大山的情况下衣食无忧；而当村医的１３年中为近万农村群众看病的经历，也让冉启业在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但随着重庆“新医改”的日益临近，冉启业的行医收入可能受到影响。“如果药物批零差价取消掉，我每个月最少会减少５００元左右的利润，单纯依靠诊疗费、注射费是不能维持以前的收入水平的。”他说。

　　２００９年４月，酝酿２年多时间的中国新医改方案出台。方案明确未来３年将投入８５００亿元推进医改，包括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基本药物制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等内容。由于“回归公益性”是此次医改的核心理念，因此在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的农村医疗卫生领域采取的举措尤为引人注目。

　　在实行“新医改”之前，作为中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主要承担者的村医，主要以药品加价作为收入来源，部分村医担心基本药物目录实施后，药品利润将不复存在。

　　尤其是在西部地区，村医这个群体中不少人并没有被纳入农村保障网络，如果政府补贴标准较低且难以及时到位，自己经营农村卫生室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将受到更大影响。

　　目前，西部不少村医对医改后的收入状况确实表示了担忧，认为如果不靠“以药养医”，单纯通过政府财政补贴或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不足以弥补损失。

　　重庆市涪陵区江北街道邓家村村医周明东说：“在２００７年，我投入了８万元改造了村级卫生室，能够为本村３０００多名群众提供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每个月有１６００多块钱的净收入，其中８５％以上是靠药品加价，医改后，我行医的大部分利润没了，单靠政府补贴能维持我现在的收入吗？”

　　对此，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曾表示，落实农村医生补助政策已刻不容缓，在推进深化医改的关键时刻，不能让这个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的“网底”破掉。

　　在中国西部地区，药品批零差价取消之后，为村医提供足额的补贴的确考验着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

　　涪陵区卫生局负责村医管理的基层妇幼保健科科长徐中明说，涪陵区有村医队伍近１０００人，平均每月净收入在１５００元左右，如果要维持这一收入水平，每年共需补助约１６００万，基层财政压力很大。

　　“在像重庆这样的西部地区，农村卫生本身欠账就多，村级卫生室力量薄弱，如果补助不到位，肯定会严重影响村卫生室的生存。”徐中明说。

　　但“新医改”也给村医们带来了新希望，其中之一就是村医们有望转变身份，真正成为政府财政供养的人员，从而获得稳定的收入和相关的社会保障；村卫生室也可能和县、乡镇卫生机构一样，体现农村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明确政府责任和投入机制。

　　重庆市渝北区木耳镇村医周庆茉行医３０多年，现年５３岁的他很能体会村医这个中国农村特殊行业的特殊境遇：“在诊所，别人称我们为医生，一回家我们还是传统的农民，有的边远山区村医可能还会自己种地，城里医生所能享受的福利待遇我们大概都没有。”

　　长期研究农村社会保障的重庆大学社会学博士詹琳告诉记者，目前中国村医队伍出现年龄老化的一大症结就在于社保缺失，不少大龄村医由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不敢退休，这导致“老的退不了，年轻的进不来，人员更替迟缓”。以“新医改”为契机，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村医的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