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水稻、油菜等传统农业险的“升级版”，高效农业险目前正在江苏泰州、盐城等市悄然试点。

　　然而，自去年江苏泰兴市率先在宣堡镇签下全省第一份大棚蔬菜保单后，至今，泰兴仅在2个乡镇实施了4个项目共计298.5亩的高效设施农业保险；正全力打造“全省高效农业第一市”的盐城市的步伐也缓慢，以滨海县为例，全县30万亩高效农业面积，占县农田近30％，但其中仅400亩投了高效农业险。

　　年初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到要“加快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扩大试点范围、增加险种”。高效农业险被视为未来政策性农业险中的“主力队员”，究竟是什么阻碍其发展势头？为此，记者采访探秘。

　　40％，令农民望“险”却步

　　高效农业险中农民自缴比例为普通农业险的两倍，是农民投保率不高的主因。盐城高效农业险试点条例中明确，蔬菜大棚和规模养猪、家禽、桑蚕4个参保品种，省财政保费补贴比例为50％，县（市、区）财政补贴比例不低于10％，农民个人承担比例不高于40％。尽管如此，相比水稻、油菜等普通政策性农业险保费中，农民自负20％的上限，高效农业险可算一道“高门槛”。

　　滨海县种植大棚蔬菜的农户黄建强算了笔账，他所使用的宽6米以上的钢架大棚，每亩保险金额为2000元，年保险费率为3％，即60元。这60元中，他个人承担40％即24元，按照保险公司规定的蔬菜大棚集中连片50亩以上才能投保的要求，其所种植的50亩蔬菜大棚，每年仅为大棚上的保费就需 1200元。

　　这还不够，现行的高效农业险保险条例规定，农民投保高效农业险，既要投保大棚、塑料膜等设施，也要投保棚内蔬菜。黄建强说，据条例，塑料膜和棚内叶菜类蔬菜保险金额每亩最低均为200元，年保费率分别为18％和6％，据此计算年保费为960元，再加上大棚保费，总计为2160元。

　　黄建强解释，若选择更有保障的保险档次，保费自然水涨船高。再者，在滨海，蔬菜大棚动辄几百亩的农户不少，这意味着，他们的年保费至少在两三万元，“这么一笔保费，对我们刚起步的种养户来说，负担不小。”

　　侥幸，让农民“疤好忘疼”

　　眼见农民投保率如此低，滨海县农工办副主任黄文直犯愁。说到农民“只肯算进账，不愿算出账”的普遍心理，泰兴市蒋华镇大棚蘑菇合作社社长史小平是个典型。史小平虽在政府的资金支持和鼓励下为自家50亩大棚蘑菇上了保险，但他心里仍有些不情愿。他的大棚在2001年和去年分别遭遇火灾和雪灾，由于当地政府及时送上了救灾资金，补偿了大部分损失，史小平似乎很快“ 好了伤疤忘了疼”。他告诉记者，“现在最大的隐患就是每年元宵农民放孔明灯，不过我宁肯在元宵派专人看守以防孔明灯落在棚上起火，也不愿每年投千把块钱送给保险公司。至于雪灾旱灾，咱江苏大概10年都碰不上一回吧？”

　　除了对天灾抱有侥幸心理外，也有不少农民反映，“保险公司为啥只保灾害风险，却不保年年可能发生的市场风险呢？”对此，负责高效农业险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兴支公司经理钱俊的回应是，“目前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尚无一种金融产品可为生意做亏上保险。打个比方，你听说过有保险公司为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上保险吗？”

　　尽管没有保险产品能保农民的市场风险，但政府部门已在想方设法化解农民的成本风险。如江苏省、县级财政扶持资金对高效农业已有倾斜政策。在苏北，搭建钢架大棚的农户每亩可获3000元补贴，今年钢价回落，搭一亩钢架大棚的成本也就3000元出头，可见农户的前期成本投入已被降到最低。针对后期高效农业的灾害风险，盐城、泰州等地煞费苦心在县、镇、村建立了农业保险服务站，以降低农民致富受损的风险。但即便如此，农民投保意识仍不强。

　　“扩保”，各方积极支招

　　记者了解到，油菜等普通农业险，因自负比例为20％，在长三角不少县的参保率已达100％。如何扩大农民对高效农业险的参保面？不少业内人士开出“药方”。江苏泰兴县农工办副主任袁玉明认为，高效农业是实现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的主要手段，除应继续加强对农民风险意识的宣传引导外，适当提高各级财政补贴比例也是办法之一。今后，如使农民自负比例下降至15％－20％，那么投保面将大幅扩大。

　　更有建议整合农业项目的补贴基金。譬如，各类农业灾害救助资金或推广高效农业的扶持资金，可向高效农业保险补贴资金转移。如此一来，资金总量不变，但效果却大不同。专家说，“转移进来的资金可直接减少农民自缴负担，同时还可减少农民对救灾资金的依赖，增强他们抗风险的意识。”

　　农民投保浮动机制也在尝试。譬如泰兴、盐城近日已出台优惠措施，参加高效农业险后的第一年若未发生赔付，第二年仍坚持投保的农民，其保费可在第一年基础上下调10％，依此类推。

　　此外，农民最企盼的，还是完善目前的高效农业保险条款。现行条款规定，主险种（设施险如大棚、长寿膜等）和附险种（农作物）必须捆绑式投保。对此，记者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了解到，如何调整现行条款，使条款更具灵活性及操作性，已在研究之列。

本报记者 李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