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总局：到2020年，生物物种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15年遏制物种丧失？
当环境已被国家提到“生态文明”的高度时，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生态司司长万本太认为实施生态保护的资金已不成问题。
在12月7日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举行的《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上，虽然资金来源依然是各大媒体紧追不舍的经典问题，但来自环保总局的官员们丝毫不觉得这还是个问题。
而另外一个被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们经常奔走呼吁的问题是——家底不清！科学家们认为，目前我国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等在内的生物物种的本底一直没有明细账，也就是我们不知道家里到底有什么、有多少，这需要有规模的科考活动才能解决，之后，才能谈得上有的放矢的保护和利用工作。
但是，环保总局会同16部委对中国未来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给出了极为明确的目标：“到2010年，基本遏制住目前生物物种资源急剧减少的趋势；到2015年，基本控制生物物种资源的丧失与流失；到2020年，生物物种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当环保总局副局长吴晓青很坚定地宣布这一目标时，记者席上微有声响。
为生态，17部委联席
环保总局的信心还来源于参与《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的多达17个国家部委，直接负责成员规格皆为部长、副部长级别。
在2003年，国务院成立了由环保总局牵头，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和中国科学院等16个部委组成的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部际联席会议。16部委都分别推荐了相关专家参与《规划纲要》的讨论、制定等工作，其间，来自这些部门的76条意见被纳入《规划纲要》。
《规划纲要》专家组组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薛达元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表示，前期与各部委的沟通协商是起草《规划纲要》持续最久的一步，要这么多部委参与并达成共识，且顾及各方利益，并不是一件易事。
吴晓青说：“在未来工作中，包括环保局在内的17个部门的通力合作将格外重要。”
目前看，《规划纲要》与各部门密切相关，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十分清晰。其中，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宏观把握相关项目计划和资金保障；科技部、中科院和教育部则在技术支撑、人才培育等方面发挥作用；诸如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建设部等部门在确保物种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方面负有责任；工商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部门则在市场流通领域和出入境方面实施监督管理。
此外，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介入，也可以看出国家对物种资源、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和惠益分享问题上的国际化战略。
《规划纲要》合国家17部委之力，希望以15年的时间，全社会参与遏制生物物种资源的流失和丧失。
与国际同步，15年迈3大阶
《规划纲要》明确了2006年到2020年中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总体目标，并划分为3个五年规划阶段来实施。吴晓青认为《规划纲要》“目标任务具体、可操作性强……重点突出”。
与环保总局密切相连的《环境教育》杂志对此作了详细解读：第一阶段要“有效遏制人为因素造成的生物物种资源急剧丧失趋势”，这第一个五年要摸清家底，各部门和地方的主要任务是以重点调查和普查相结合的方式，查清薄弱地区和重要类型生物物种资源本底；第二阶段要达到“基本控制生物物种的丧失与流失”的目的，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完成相关编目，制定保护物种名录；第三阶段则要使“生物物种资源得到有效保护”，缓解生物物种受威胁的状况，并形成公众参与生物物种资源保护的长效机制。
但是，对最终能否如愿以偿实现这一目标，是很多听了《规划纲要》的人的第一疑问。
“我想应该能完成。”薛达元说，目前我国的生物本底基本还是清楚的。不过在过去的科考活动中，对一些环境薄弱地区没有作重点调查，还有如低等微生物等信息掌握不够。此次开展的普查活动将可以弥补这些不足。
另外，保护区的建立、政策支持，以及这次格外提出的宣传教育与培训等措施同时发力，也是实现目标的有力支柱。
薛达元说：“至于《规划纲要》的时间节点，与国家每五年计划保持步调一致；另外，它的目标和节奏也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相吻合。”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一共有8大目标，每个大目标下又有若干小目标。第7大目标是“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建议在这个大目标中增加一个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小目标——“2010生物多样性目标”（2010BiodiversityTarget）。该目标要求各国到2010年明显减缓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次上目前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以利于减少贫困并有益于地球上的所有生命。
《规划纲要》也向全世界表明，对于生态，中国政府和全民愿意付出努力并有很大决心。
筹资金，何时都有难度
万本太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表示，“一方面国家财政对环保投入逐年增加，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生态问题现在已经非常关注，乐于配合这项工作。同时，向国际社会争取资金也是有效途径。另外，这次也强调，鼓励单位和个人参与。”
《规划纲要》提出今后5年（2006年～2010年），要实现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和利用的10项优先行动和55个优先项目。
万本太认为，优先行动和优先项目的确定为解决当前突出问题，明确财政资金的投入指明了方向。各部门、各地方将来根据这些重点领域和优先行动进行设计，提出具体的项目计划，并纳入中央和地方的项目计划并落实经费。
与万本太的乐观相比，薛达元对资金的忧虑要多一些。他认为，资金来源在未来肯定还是一个大问题。虽然他也分析，国家财政近10年来对生态保护的投入，的确以逐年翻一倍的速度在增长，如果说10年前投入3000万元，现在已达3个亿。
但这肯定远远不够。“去年国家财政给了2000万元作为科学普查的经费，听起来很多，但是如果按《规划纲要》的计划行动，这只能算是一小笔经费。”薛达元说。
他的账目是：55个优先项目，都是较大的项目，按一个项目投入一亿元计算，合计就是55亿元。更何况有的项目还不一定拿下来一个亿。虽说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国家对生态的投入今后还会呈上升趋势，但这毕竟是一笔不菲的数目。
惠益共享，技术支撑是大问题
物种的保护主要包括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持续利用。
薛达元说：“就地保护就是建立生态保护区，由于保护区限制开发等原因，短期内会阻碍当地经济发展，为此，现在已经有些地方政府有意撤销保护区资格。”
“迁地保护”即将濒危动植物迁移到人工环境中或易地实施保护。比如植物迁地保护就包括了活植物的整体保存，以保存种子为主的“种子库”，以及以保存组织、细胞为主的“基因库”等多种形式。
但是，“无论用哪一种迁地保护技术，都会不同程度地干扰生态过程，种与环境、种与种之间的演化过程就此消失。这是目前生物保护面临的大挑战。”薛达元说。
“持续利用”的瓶颈在于科研水平。由于我国生物开发技术离国际水平还有一段距离，因此尽管我们的原材料不算少，但是在诸如基因功能鉴定、分离验证功能等方面技术不足，使我国在物种的实际利用上效率偏低。
“以前我们就有过这样的情况，与国外交换利用原材料，我们的科研单位把自认为最没有价值的材料给了对方，结果对方非常感激，‘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从中发现了很好的抗病基因’。我们的水平不够，拿到好材料也找不到好基因，在国际惠益共享方面自然就吃亏。”薛达元说，而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赶上的，要有很好的科研基础，假以时日才能略见成效。(王莉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