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议“两会”（三）：我向教育部部长提问：

         缘起： 

        近日读赵树凯先生写的《万里与农村改革》，对万里老先生的几句话印象深刻：“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要管理好众人之事，就不能封堵众人之口，就必须倾听众人之言”，看后深受启发。多年来我们一直关注民生问题的研究，与多个部委所管之事打过不少交道，看不懂或者弄不明白的问题还真不少。一位记者朋友有机会进“两会”会场，希望我能够对部长们提些问题，当然要提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于是乎，我们也启发了一次，干脆把我们近些年关注的民生问题整理一下，也当一次编外记者，在博客上向部长们“隔网”问话，希望部长们能够对我们这些网民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一些解答，就如2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新华网那样。梦能不能成就不讲了，先把问题列出来，争取提些有意思的问题。这是一个系列博文，准备向人保部、商务部、教育部、水利部、农业部、卫生部、发改委、财政部、环保部、科技部、中组部等二十多个部委首脑提问。欢迎有兴趣的朋友继续关注，也欢迎留言补充新问题。

        1、农村籍学生慢慢被逐出精英大学，教育部该如何扭转？

       “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1月初，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这是文中的一句话。此言一出，引起了热议.为什么我国农村大学生的比例下降？教育部如何解决该问题? 

        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积极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我国，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所提供的高等教育更是不少农村家庭子女赖以改变命运的阶梯，然而，研究显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在本人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即使是传统上招收农村学生相对较多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近年来，班里来自农村家庭的孩子也越来越少，这是十分让人忧心的现象。如果这种趋势长期发展下去，必将进一步加大我国已经愈演愈烈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并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显而易见，重点高校里的城乡学生入学率差距，是从基础教育时期的教学水平差距开始积累起的，是从小学到高中阶段即已形成的城乡差距的延续和放大。与城市学生相比，城乡二者之间所享受的教育投入堪称云泥之别，农村家庭子女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享受的教育资源就远远落在城市孩子之后，这种不公平的起点，一方面成为他们今后在更高的教育阶段里与城市孩子之间距离扩大的肇始，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在升初中、升高中时的“重点”学校竞争中处于劣势，距离“重点大学”的校门越来越远。

        同时，从表面上看，当前高考招生制度以分数评判优劣，似乎一视同仁，但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公平，它并没有考虑城乡间基础教育条件的差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起点公平，而最近部分高校开始实施的“自主招生”和早已有之的“特长生”“保送生”等政策，其评判标准不再单一依靠高考分数，但对于各种特长、竞赛获奖经历等的要求，同样更有利于能够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来培养种种特长及参加各类竞赛的城市学生，而把资源信息短缺，仅能依靠刻苦读书来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挡在门外。

        总而言之，机会平等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而只有在高考招生过程，乃至更加前溯的高中甚至基础教育阶段努力保证公平性，才能真正做到给本已处于弱势的农村家庭子女公平的竞争机会，来使更多有能力的孩子得以充分发挥自身天赋，改变贫穷命运，实现人生价值，才能使得整个社会处于健康的社会阶层流动中，保持稳定和谐的发展。

        2、为何大学生结构性失业问题多年来迟迟难以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怎样让大专院校和职业技术学院真正发挥作用？

        大学生结构性失业问题年年都在提，却年年得不到解决。我们看到的，只有就业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招聘门槛越提越高，大学生越来越多地感慨学无所用。与此同时，在农村地区，新的“读书无用论”也逐渐盛行，许多学生，乃至家长都受到这类思想影响，大量农村青少年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就离开学校，有的甚至连初中没读完就早早辍学外出打工，即使是在校的学生，也对读书失去兴趣，厌学、逃学现象严重。

        纵观我国整个教育体系，原本存在一套良好的职业教育系统，包括职业技术学院、中专、大专等等，本应起到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效果，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职业技术学校也好，中专、大专也好，其办学理念都出现令人惊讶的偏差，即不以培育专门技术人才为主旨，反而努力向普通高中、大学本科院校靠拢，在许多地区，职高、大专等成为在中考、高考中失利的学生们进入大学的另一块跳板，在这种状况下，自然难以培养出企业需要的专门技术人才，反而还进一步给人才市场增加了结构性失业的压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这与我国分层选拔的招生体系密切相关，由于学生进入职业类院校还是大学本科，其依据并非学生本人的职业意向而是他们的中、高考成绩，导致大学本科和职业院校，从生源上就处于不同的起点，这种差别还会因学生在校期间相互影响产生的“同群效应”而放大；此外，国家对于不同类型院校的资源投入也存在巨大差别，一类重点本科院校，往往能活动更多的财政资金，也就意味着有更好的师资，更好的教学质量，而企业也深知这一点，造成的结果，就是企业一边抱怨招进来的人才缺乏专业技能，同时却在招聘过程中把职业院校的学生拒之门外。长期下来，形成恶性循环，职业院校渐渐失去其原本应该发挥的作用和价值。

        因此，教育部是否该反思一直以来的招生选拔体系和教育资源分配体系？是否该采取措施，让职业院校和大中专学校真正发挥培训技术类人才的价值？

        3、金融危机冲击下，教育部的农民工职业培训项目如何真正发挥作用？怎样把职业培训和农民工就业结合起来？

       目前，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农民工大面积失业返乡现象，已经引起各级政府的广泛重视，许多地方政府把促进农民工就业培训，作为应对这场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是：在对未来的职业前景缺乏清晰认识的情况下，面临失业危机的农民工，是否愿意付出相应的时间成本和现金成本，来参加这些政府主导下的就业培训？ 

        调查显示，许多农民工都更倾向于采用“干中学”的方式获得技能，即只有当这种技能能够为他们带来切实收益，他们才有足够的动力去学习。从理论上说，这是大多数农民工的理性选择，因为对收入偏低又缺乏相应保障的农民工来说，学习技能所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金钱以及相应的机会成本，必须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回报，否则就是得不偿失。

        那么，考虑当前金融危机冲击下的经济现状，如果政府的农民工培训仅仅只是缓和就业压力的手段，甚至被作为一种新的扩大内需的“产业”，其结果必定难以持续，尤其是，政府主导下的职业培训，往往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一厢情愿大量培训农民工的结果，很可能是发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后，培训出的人才并不能满足企业要求，甚至造成部分工种人才饱和，带来更多的结构性失业，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因此，向教育部提议，是否可考虑借鉴德国的“双元制”教育模式，把农民工培训与企业就业结合起来，让他们一边接受培训，一边在企业工作实践，同时，改变目前单一由政府主导的培训模式，政府的作用更多表现在搭建平台、提供信息等方面，把更多的财政资金补贴直接发给农民工，让他们选择自己需要的培训项目，享受更多的自主权。 

         4、如何让农村教育真正为农村发展培育人才？如何重构城乡间的人力资源循环回路，让大学生等优秀智力资源重返农村参与社会主义村建设？ 

        在传统的乡土中国，乡村精英人才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城市上层社会，又以年老还乡的形式回到乡村，成为士绅阶层，这就是传统中国的智力资源城乡双重回流循环机制。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地区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源纷纷被城市所吸纳，城乡“二元”差距日益扩大，中国特有的城乡分割体系更是加剧了这种矛盾，城乡智力资源双重循环回路断裂，出现农村地区人才凋敝、城市地区人才拥挤的马太效应，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带来严重隐患。

        据调查，随着高等学校的不断扩招，每年从农村考出的学生比例在逐年上升，而农村输送出去的大学生基本不愿回乡，造成了智力资源的出多进少格局。农村家庭几乎把所有的积蓄投资于子女教育，但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却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基层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不断被城市抽空，已经给农村地区的发展和村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由于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出现结构性过剩，大学生“就业难”现象成为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今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更是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那么，如何鼓励这些大学生到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去，如何让他们成为村建设的有生力量？

        从现状来看，当前的教育体系，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着严重的“离农化”倾向，在农村，中小学生们接受的教育是脱离农村实际，完全以城市为中心的，这使得这些孩子们从小就向往城市生活，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农村；而在城市的大学里，尽管许多大学生开始把目光投向农村，但大学里所接受的所有课程中，很少有能够运用于农村生活实践的。这也正是“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等计划开展后，许多怀着满腔热血的大学生，到达农村一段时间之后却发现无法融入农村社区，无法施展所长，没有用武之地的重要原因。

        那么，在当前强调社会主义村建设，强调城市反哺农村的大背景下，教育部是否需要考虑，在教学体系、教学内容等安排上加以改进，融入更多与农业、农村、农民相关的内容，让更多的学生掌握相关知识和能力，从而可以更好地参与到社会主义村建设中来？

         5、农村师资短缺问题如何解决？能否与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结合起来？

        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师资力量短缺问题已经愈演愈烈，尤其是农业税取消、农村教育实现“两免一补”，教师工资全部由财政拨付解决后，由于财政资金缺乏，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相对较低，造成优秀教师人才“进不来，留不住”，师资力量极度缺乏。据《半月谈》记者调查，以公办教师为主的农村教师队伍面对义务教育的庞大需求力不从心，优秀教师人才流失，年龄及专业结构失衡，湖北省蕲春县分管教育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田文国说，“过去蕲春县中小学教师队伍中，有不少来自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大学、湖北师范学院的毕业生，现在一个都引不来。”同样，在陕西省周至县，教育部门年年都在为招不满教师发愁。陕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迎春教授说：“近几年农村初中、小学教师普遍学历达标了，但有的人只是选了较为容易的专业拿了个文凭，‘教非所学’的情况比较多。”由于教师严重缺乏，许多农村中小学不得不停开音乐、美术、体育、计算机等科目，国家要求小学三年级开设的英语课在许多农村小学至今仍是“奢望”，新课程的实施困难重重，农村中小学生的素质教育几乎是空白。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城市地区，大量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乃至研究生找不到工作，甚至愿意“0工资”就业，愿意去竞争搓澡工、船娘等职业，如果能够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引导这部分拥挤在城市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到农村支教，则可实现“双赢”的效果。

        这一想法并非空穴来风，国家早就启动大学生“三支一扶”计划，鼓励高校毕业生前往基层农村，但是，过去的计划往往注重短期性，只满足于把大学生送到基层，至于其之后的发展和成长，则多少有些不闻不问，缺乏长效机制和培育体系，也因此，在“大学生服务西部”，“三支一扶”等类似计划实施几年来，教育部门一直缺乏出自第三方机构的可靠的政策评估，让人无从判断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也难以切实掌握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因此，教育部是否可考虑在目前已有的政策基础上加以改进，构建长效机制，把中西部农村地区师资短缺问题和大学生就业结合起来，让更多的大学生愿意前往农村、扎根农村，为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6、面对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如何建立长效机制，保障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

        数据显示，由于父母外出打工，与父母双方或者其中一方分离，留在农村的少年儿童已达2000万，且有持续增长的趋势。许多调查表明，这部分孩子由于长期缺乏父母关爱和家庭温暖，容易出现心理负担增加、身体素质下降、智力发展滞后、厌学逃学、日常行为不良等多种问题，在少数地区，已出现留守儿童加入团伙组织，走上犯罪道路的案例。如果不及时加以重视，在未来的十年内，由于缺乏家长、学校、社会的关爱和引导，这批少年儿童很可能成为“毁掉的一代”，不仅让这部分孩子未来的人生道路蒙上阴影，更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和社会工作者开始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并开始在全国各地开展各种行动来关爱留守儿童，包括寄宿制学校的建设、促进少年儿童自我管理的“留守小队”模式、代理家长制、民警介入保护等等，然而，无法否认的是，以上种种制度都无法替代少年儿童成长的关键期中，父母所能起到的作用。此外，目前，大多数留守儿童关爱行动，还只是一些短期措施，缺乏长久的动力机制。

        那么，作为教育部，是否应该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真正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针对其生活环境和心理特征，构建其长效机制，保障留守儿童可以获得良好的教育和关爱？

        7、如何保障流动儿童的教育？不少地方民办农民工子弟小学“一关了事”是否合适？

        与留守儿童相比，随父母一同进入城市地区的流动儿童，相对能够得到更多的父母关爱，然而他们面对的教育环境也同样不容乐观。

        一方面，城市中的公办学校的高门槛、高收费使得大量流动儿童被拒之门外；另一方面，相对更符合家长实际需求的私立农民工子弟小学，又常常因为软硬件设施等问题，面临以“不合法”名义被关闭的命运，如北京、上海等地，都曾有新闻报道过农民工子弟学校被强行关闭，大量流动儿童被迫失学的现象。尽管政府出台政策，要求公办学校降低门槛，吸收流动儿童入学，但事实上，不仅许多公立学校本身对接受流动儿童有排斥情绪，以“小班教学”、“名额已满”等种种理由将他们拒之门外，很多农民工家长本身也因费用、教材、学制等诸多原因，并不愿意孩子进入公立学校。

        事实上，民间创办的农民工子弟小学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更能够满足农民工家长的需求，如学制相对较为灵活，可随时报道和插班；教材和农民工流出地衔接性高，方便农民工子弟升入中学后返回家乡就读；校址距农民工居住地更近，作息时间更灵活，方便家长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等等。这些优势都是公立学校所不具备的，也是公立学校很难做到的。

        因此，倘若按照现行政策思路，强制关闭大量“不合法”的农民工子弟小学，要求这些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实际上的执行结果，只能是造成更多本来有书可读的孩子被迫失学。为什么对民办农民工子弟小学只能“一关了事”？为什么不能给予它们相应的财政支持，用于提升其设施水平和教学质量？为什么一定要让公立小学占据大多数教育资源，而把事实上更适合农民工需求的民办子弟小学排斥在教育财政的覆盖面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