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了10年草莓的山东郯城农民李丕华，早已谙熟各种售卖商机，很少亏本，可不久前，他竟然痛快地做了一笔高达30万元的亏本生意。

　　“身边不少人说我傻。”常年在大棚里劳作、皮肤黝黑的李丕华嘿嘿一乐。可不是么？几年前，因为当时忙不过来，他流转出自己的十几亩土地并贱卖了附着在土地上的草莓大棚和设备；今年，他又花高价流转进别人的14亩土地，用以扩大规模。几年间，水涨船高，土地流转费翻了几番，这一买一卖，再加上各种设备投入，他多花了整整30万元。

　　但是，这次做了亏本生意的李丕华心里有十足底气。而让他敢想敢干的，正是他刚获得的新身份：“新型职业农民”。

　　李丕华是目前山东省已认定以及正被认定过程中的1300余名新型职业农民的一员，他们多在35～50岁之间。

　　2012年，“新型职业农民”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农业部对其界定为：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同年，农业部在全国启动了100个县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其中山东省有郯城等3个县。此后，山东又先后有3个县级行政区域被纳入省级试点。

　　“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被认为是解决这些问题、促进农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途径，在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以上的山东，这项工作被不少农业专家寄望为“山东农业的未来”。

　　从户籍身份到职业，农民的个体命运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田间课堂

　　没有谁比整日与土地打交道的李丕华们更知晓农业技术的重要性。从10年前将收入微薄的小麦地改种草莓大棚以来，只要身边有培训的机会，李丕华再忙也去，从未落过一次。

　　培训，正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首要环节，而重中之重是将教育资源真正送到农民身边。在山东，相关培训工作目前主要由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以下简称“农广校”）系统承担。

　　郯城，位于山东最南端，素有“鲁南粮仓”之称，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县，郯城拥有农村人口82.8万人，农村劳动力资源55.9万人。

　　开展培育前，郯城农广校花了几个月调研全县农民素质与农民培训需求，并形成报告。调研发现，农民喜欢面对面授课的占59.46%，喜欢现场实习的占57.30%，愿在本村培训的占60.54%。

　　“我们选择培训方式和地点时要更多地组织深入农村、深入基层的现场培训，让农民真正在家门口学到实用技术。”报告结论称。

　　实践中，这一方式被形象地称为“田间课堂”，按要求，田间课堂须贯穿学员种植作物的生长周期，一年开展15次左右。

　　“不同于以往的‘一事一训’，也不同于之前把农民集中在教室上课的形式，田间课堂就是专业老师带领下，在地头解决农民最需要的技术问题。”郯城农广校校长刘元龙说。

　　长清农广校校长王桂军则将此解读为“农民点菜，老师下厨”。

　　“能不能给我们换个老师讲课？上次来的博士理论讲得好，到了修剪茶叶时，比划都比划不来。”5月5日，济南市长清区万德镇坡里庄村李夫云的茶园里，她和同村的种植户围着长清农广校高级农艺师靳伟祥抱怨。

　　39岁的李夫云曾辗转多地打工，2010年回乡种茶，去年她的两亩茶园收入了一万多元，今年的长势更好。作为当地新型职业农民候选人，她已连续两年参加长清农广校举办的中职班。

　　4天后，李夫云们的愿望得到满足。这次来授课的是附近一家茶叶公司的技术副总监孙庆娜，她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茶学专业，在学员中很有口碑。“为什么芽头长势不旺？”“叶片为什么出现‘金镶边’？”八九位学员跟在孙庆娜身后，先后查看了两位学员的茶园，大家七嘴八舌地发问，孙庆娜则一一作答。

　　回到与村委办公室相邻的教室，学员又进行了热烈的小组讨论，拿惯了农具的手拿起笔，在纸上写下所查看茶园的优点和不足，贴在黑板上供老师点评。

　　在这样的田间课堂里，李丕华和同村种植户学到了病虫害防治、肥水管理的最新知识，虽然很多时候这些种植能手知道的并不比老师少，甚至有不同意见时还和老师争辩，“取长补短嘛，地里未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李丕华同乡、同被认定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宋树林说。

　　让农民成为一种职业

　　按照农业部的规划，新型职业农民包括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相应的，除了对候选农民进行技能培训，经营管理培训也成为培训内容另一条主线。

　　在山东，经营管理培训一般在省农民教育培训基地开展，时长8天，采取统一课程设置、统一服装军训、统一教材等“八统一”准军事化培训。

　　对于阔别课堂多年的农民学员来说，高度封闭的环境让他们明显不适。有的学员直到上课两天后才感觉“不那么紧张了”。

　　据授课老师之一、长清农广校高级农艺师陈洪常介绍，8天里，学员要系统学习国家农业政策、风险识别与防范、市场营销、农业产业园区规划等知识，并辅以沙盘推演等模拟训练。

　　令李丕华和宋树林印象深刻的是，在售卖苹果游戏中，他们所在小组组员分别扮演农户和经纪人角色，随着价格变动，挑选合适商机。“这和我们平时卖草莓是一样的，同行不一定有同样收入，这是在培养我们的市场意识。”李丕华说。

　　长清茶农兰景峰从这样鲜活的课堂中了解到合作社如何运作以及国家补贴扶持政策，“收获很大”。当身边有几户养羊的朋友想成立合作社时，他甚至可以熟门熟路地告诉他们具体流程以及该找哪些部门。

　　在山东省农广校副校长姜家献看来，培训只是手段，关键在农民自我发育的能力，这就需要政策倾斜和扶持。

　　10年的大棚种植经历，让李丕华完成了最初发家致富的梦想，有了私家车，买了房子。不仅如此，10年间，他影响和带动了身边很多村民改种草莓大棚走上致富路。

　　“我们和父辈是两代不同的农民。”在李丕华看来，父亲那一代思想保守，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不敢尝试新事物，而自己这一代农民敢冒风险，愿尝试新的种植理念和方式。“但有一点完全一样，对我们来说，土地是无价之宝。”李丕华说。

　　在同一片土地上“吃了苦也尝了甜头”的李丕华们，正将父辈们从不敢做的梦变为现实：让农民成为一种职业。

　　经历长达一年的培训后，2014年4月，李丕华和宋树林成为郯城县第一批被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也是山东省首批。“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李丕华难掩激动，农民从过去低人一等的“泥腿子”成为一种职业，这让他腰杆挺起不少。

　　“当然，这也是份责任，不是说领个证就完了，既然国家承认我们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就应该身先士卒，带领更多乡亲共同致富。”李丕华说。

　　他们所在的港上镇向阳村513位村民中，共有7人获此称号。村支书石运海希望通过这7人的示范带头作用，进一步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土地进一步集约化、规模化。

　　政府的角色

　　依照2013年出台的《郯城县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几条重要遴选标准包括：年龄18～55周岁，初中以上学历，自觉参加不少于15天的教育培训并学完全部内容；达到一定产业规模（粮食种植50亩以上，瓜果蔬菜种植5个标准大棚以上），产业收入明显高于周边村民；对周围村民影响、示范、带动能力强，具有强烈的农业创业意识和建设社会主义村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据刘元龙介绍，遴选认定过程非常严格，要经历初步筛选、资格审查、个人申请、专家评审等步骤。“我们本着‘边遴选、边培训、边认定’的原则，从试点乡镇中的粮食种植大户、瓜果蔬菜种植大户中第一批认定新型职业农民64名，并在所在村、乡镇公告栏和政府网站分别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遵循宁少勿滥原则，争取认定一个，成功一个、发挥作用一个。”刘元龙说。

　　在政策规划中，这些职业农民将获得不同程度的扶持政策。郯城出台文件，明确对其进行“一倾斜四优先”：现有农业优惠扶持政策向新型职业农民倾斜；优先安排申报农业科技推广项目、优先提供金融信贷支持、优先推选省市“乡村之星”等评选、优先安排参加各类考察、学习和交流。

　　郯城县政府甚至出台专门的扶持奖励办法，连续三年每年从县财政划拨专项资金50万元用于表彰和扶持创业贷款贴息。与此同时，退出机制被严格引入新型职业农民考核中，实行动态管理。郯城规定，如果有违法违纪行为，或伪造材料、业绩等，经相关部门核实，将取消其职业农民资格。

　　随着试点的深入，更多目光开始聚焦于被称为农业“制度性变革”的这一新型职业群体。

　　2014年山东省两会期间，致公党山东省委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加快我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建议”的提案，直言目前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设性意见。

　　该提案执笔人为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处副处长罗小勇。这位曾在日本留学7年的农学博士，详细考察过日本农民文化素质教育情况以及政府为提高农民素质所建立的完整教育体制。他观察到，除农协组织外，日本各地的农业改良普及所、地方农业学校、病虫害防治所等机构都发挥了很大作用，高峰时，技术人员与农民的比例接近1∶100。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及农业机械化的全面普及，使农业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农民人口不断下降，至上世纪80年代只占国民人口的10%左右。

　　“相比而言，我国的农业人口还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比例，尽管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快速转移，农民人口在不断下降，但距离发达国家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许多需要加强和完善的地方，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的努力。”罗小勇说。

　　在对多位农民进行访谈的基础上，罗小勇在提案中提出，山东目前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存在诸多不足：认识不够、组织不到位、经费投入不足、培训力量薄弱、主管部门多导致资源浪费严重、师资不足等。

　　这些问题在本报记者采访中均得到不同程度印证。以师资为例，长清农广校共11位老师，专业领域有限，无法满足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要求，不得不依赖农口各部门专家，成立50名导师团保证培训正常开展。

　　针对上述问题，该提案提出如下建议：明确政府在新型农民培训中的主体地位，将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纳入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建立健全政府主导、面向市场、多元办学、开放运行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形成以政府资金为主，企业、社会基金等投资为辅的多元投资体制；合理设置培训的专业及内容，搭配好高、中、低三个层次农业职业教育的比重，并将舌尖上的安全即农产品安全生产教育贯穿培训全过程等。

　　农业教育专家姜家献则建议，要提供更多、更好、更切合实际的教育培训资源，并送到农民身边。“只有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使农民又好又快地发育和成长，才能让他们真正挑起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