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的城市化滞后于土地的城市化，这是中国目前城市化的现状。所以，提高城市化率并加速“人的城镇化”就成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据媒体报道，在2014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国家统计局已经组织力量着手新型城镇化调研，为中央落实“人的城镇化”提供决策参考。

　　“人的城镇化”问题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一方面是由于民众对打破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加速城乡一体化建设寄予厚望；另一方面是由于基于新型城镇化基础上的内需释放被认为是中国未来20年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引擎。对中国而言，农民工市民化是既定大方向，但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即如何把农民转化为市民，以及具体的转化步骤、转化规模却一直存有争议，这也正是此次国家统计局调研的目的所在。

　　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有两条：一是改革户籍制度，放宽农民工城市落户条件，把大量进城农民工的户籍由农村迁往城市；二是取消与户籍相关的社会福利配套，还户籍的人口登记功能，在保留耕地的情况下，使户籍仍在农村的农民工在城市稳定就业，并与城市居民享受一样的城市福利。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要改变户籍，第一种情况是把户籍迁到城里，而第二种情况是户籍还可以留在农村。中国应该选择哪条道路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弄清楚农民工市民化的直接目的。从纯经济的角度看(不考虑政治和社会影响)，直接目的大致有三个：一是人口向城市聚集有利于发展服务业，提高人均收入；二是有利于增加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转型；三是部分农民进城减少真正种地农民的数量，扩大农户的耕地规模，提高农户的种地收益，缩小城乡差距。

　　只要农民进了城，不管采用哪条路径，不管户籍在哪里，第一个和第二个目的都可以达到，关键是第三个目的。如果不迁户口，市民化后的农民仍可以保留农村的耕地、宅基地和林地，仍可以参与村集体的收益分红，则要提高真正种地农民的收益恐怕会很难。为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还是先说说笔者过年期间在老家农村的见闻吧。

　　笔者老家位于赣南的小村子现在有70多户，300多口人，人均耕地不到1.5亩。相比10年前，人口增加了80多人，人均耕地减少了0.5亩。10年过去了，中国的城镇化率上升了13个百分点，近1.7亿人进了城，可为什么我们小村子里的农民反而增加了，人均耕地面积反而减少了呢？

　　据村主任介绍，300多人只是户籍人口数量，真正的农民并没有那么多。村子里的人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真正的农民(简称为真农民)，常年住在村子里，以种地为主，收入来源于种地收入和打零工收入；第二类是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简称为半农民)，主要是一些年轻人，基本上没有种过地，今后估计也不会再种地，收入来源于外地打工收入，有些人在村子里盖有房子但只在春节回家住几天；第三类是户籍在农村但家早已安在城里的人(简称为假农民)，包括一些常年在外务工人员、一些读过大学在城里工作的人和一些在城里经商做生意的人。

　　全村300多号人，真农民大约占40%，半农民大约占40%，还有大约20%为假农民。虽然三者所从事的工作、居住地和生活方式有很大差别，但他们都是农村户籍，都享受农村的集体福利。比如，都能按人口数量分得耕地、宅基地和集体山林收益。半农民和假农民并不种地，他们会把自己分得的耕地转包给真农民种，自己坐享国家种粮补贴和土地转包费，年底也同样参与集体收益分红。由于现在农村户籍的“含金量”增加，结果导致近些年大家都不愿意把户口迁出村子，早些年转成“商品粮户口”的一些居住在城里的村民还想方设法把户口迁回了村子，与真农民一起争夺国家给予农民和集体的福利。于是，经过10年的发展，村子里真正种地的人口少了，但总的户籍人口却多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原因就在于这些年来中国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倾向于走第二条道路，即淡化城市户籍的作用。也就是说，农民进城后不管是否在当地落户，都跟当地居民一样享受医疗、教育、住房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这样一来，农民为什么还要把户口迁到城里来呢？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把户口放在农村，享受城市福利的同时，额外获取一份农村福利不是更好吗？

　　但是，这种政策导致假农民也拼命去抢夺国家给予真农民的福利。现在种地大部分采用机械化作业，劳动力投入并不需要太多，一对夫妻种50亩地应该不是问题，但由于“人多地少”，真农民想要种更多的地只能从半农民和假农民的手里转租，不但拿不到种粮补贴，租金还一年比一年水涨船高。国家种粮补贴本来是对种地农民的一项转移支付，是一种农产品补贴，现在却演化成了大家争夺的一项人头津贴，只要户籍在农村，不管你种不种地，人人有份。2013年，中央财政安排的国家种粮补贴就超过了1000亿，这其中真农民又能得到多少呢？这显然与国家的政策初衷有很大出入。

　　大家通常的认识是，以居住证制度代替户籍制度既是国外已有的成功经验，也符合人类迁徙自由的现代文明方向。但有一点要注意，国外农村的土地是私有的，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而中国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不能带走也不能转让，只能以户籍按人头来分。如果只取消附着于城市户籍上的公共福利，却不断提高附着于农村户籍上的待遇，那么，在农村福利政策的诱惑下，是不是假农民会越来越多呢？是不是中国的“削减”农民之路会变得越来越难呢？这到底是鼓励城市化，还是鼓励逆城市化？真正农民的利益又由谁来保障？如此看来，我们真的需要反思中国现有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