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话语权分配不均的时代里，去关注一些缺乏话语权的群体，让那沉默的声音讲话，让尘封的档案重新打开，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一个时代对文明的追求。

　　对待农民工的态度是一种文化整体的产物，其中观念、制度、法律、科学、经济等等都发挥了作用。其中，权力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根本上说，农民工群体是由文化构造出来的，也就是被理智所挑选的。农民工群体是常为人们忽视的社会群体，但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劳累的群体，而且也是权力的创造物。

　　权力能够普遍地、网络式地存在于社会的最基层领域。例如在家庭的父子之间，学校的师生之间，以及工厂、商店等等其他社会团体中都普遍地存在着这种权力关系。

　　农民工群体也当然存在这些权力了，权力支配着他们的身份观念，身份观念被置于权力的网络中。权力一方面压抑着他们的需求，尤其是学习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创造着、并不断增生着群体话语，这些群体话语处于社会的边缘，明显呈现他们群体语言的滞后性。

　　最近，我到广州某一建筑工地调查，一个写着“农民工业余学校”的场地，里面放了两张长长圆圆的桌子和几张椅子，还挂着一些标语之类的学习装饰。我知道这是建筑公司对农民工业余学习的关心，但实际效果怎样，不得而知。而且，在不少工地还会看到较多年龄较小的外来务工青少年，如果他们继续过着单一的、劳累的体力生活，那么农民工的代际贫穷（更主要是知识的贫乏）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总的来说，尽管我们社会越来越多人去关注农民工群体，尤其注重从他们的身份意识去对深化他们的认识，但是现实生活所赋予的符号意义始终难以达到我们的期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