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与中山大学2009年所做的联合调研中，广东农民工朋友工资的两大用途是老家造房与教育孩子，老家造房是为了将来回老家养老，占农民工总开支的33%；教育孩子是为了让下一代摆脱代际贫困循环，支出的三分之一用于子女教育。对于农民工兄弟而言，孩子的教育是与造房子一样的头等大事。这导致消费占比下行，因为农民工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主要消费却发生在农村。

　　在接受调查的2000多名农民工中，53%农民工在2003年以前就离开农村，一半以上的人在广东已经生活了6年以上，其中有一人从1976年就在广东打工，他们都没有取得当地户口。从2009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只有29%的农民工有改变户口的期望，因为他们放弃了希望。

　　最新的调研显示，农民工对于享受公平教育资源的期望上升。东莞户籍人口仅100多万，而根据电话、储蓄等调研总人口（包括常住与短期流动）高达1000多万。另据东莞的一份调查显示，外来人口对于户籍的要求并不高，他们最希望获得的是孩子的平等教育机会，其次才是养老等。子女教育、享受公平的教育资源已经是所有外来人口最关心的事。

　　我国的教育资源冷热不均，城市教育资源奇缺，优质教育资源百家争夺。学区房的高溢价可以为证，借读费动辄数万，流入城市的小学班级往往出现50人以上的超级大班。与此同时，农村的教育资源正在萎缩，这与中国外来人口的儿童流动比例相对应。

　　在中国发展基金会的“2011儿童早期发展国际研讨会”中，全国妇联儿童部部长邓丽透露，中国农村5岁以下留守儿童达到2300万，双亲外出的占其中的40.19%，四川、安徽、河南、湖南、江西、贵州、广东等7省0~5周岁留守幼儿均超过百万人。这些留守儿童使得农民工的储蓄率上升、消费主要集中在农村，中国农民工群体消费增长成为一句空话，还造成了留守儿童的心理阴影。要这些留守儿童与父母随迁到城市，则城市需要增加万所左右的小学。

　　现在已经出现新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表示，2010年中国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到了1.53亿人，而随着中国城乡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农民工随迁子女也呈不断增加的趋势。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家庭将6岁以下儿童带在身边抚养，农民工随迁子女呈现低龄化趋势。所有这些随迁子女都需要公平的城市教育资源，目前城市教育资源尤其是农民工流入的重点城市的教育资源不敷所需，一座座农民工子弟学校被拆，让人看到了未来阶层隔绝的阴影。

　　不仅小学，职业技术培训同样至关重要，这是农民工子女成为熟练产业工人、增加就业技能的最好途径。2009年，武汉大学学生团队进行了一份问卷调查，显示72%的农民工子弟初中毕业后选择上技校或职高，准备继续读高中的同学只有18%，而10%选择直接去打工。他们的选择是切实而理性的，学习一门技术，可以在未来占据就业的至高点，而我国高质量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早在2006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输入地政府“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强调，“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现实是，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困难，打工子弟学校被大规模关闭，理由居然是为农民工孩子提供更好的环境。

　　给农民工的孩子以光明的未来，解放思想最重要，以市场的手段尽可能地做大教育资源，从小学到大学、职业技术培训，让越来越多的资金、人力进入教育行业，富裕人家的子女可以进私立学校，以这些学校源源不断的税收滋润公立学校。

　　在人口流入地建立更多的学校，将教育资源通过市场的方式转移到这些地区，资源才能获得高效配置，才能提高城市化效率。市场化的私立学校与政府的公立学校并行不悖，在基础教育质量有所保证的前提下，让所有的孩子可以进入符合收入水准的学校，中国的户籍含金量也就大失成色，最终户籍将失去依附，自动消失。

　　附着在户籍上的最大含金量，不是养老，不是医疗，更不是绿地，除了教育，还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