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名称，一个中国城市化绕不开的话题。如今，这个群体已进入第二代，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以“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为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感召下离乡土更远，却未必离城市更近。眼下，又到了节前农民工大批返乡之时，一年一度大规模的“候鸟式迁徙”验证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困境，他们已经成为了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兰州日报2月3日刊登于头版调查性报道《新生代农民工梦在兰州何方》一文再次发问，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路”究竟在何方？

　　可以说，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过更好的教育，因此，他们是最容易城镇化的，这一群体的出现有助于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推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但是，城市化过程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农民职业的非农业化、生活质量城市化、社会身份市民化。如果城市化仅仅完成“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化，而没有实现“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化，不仅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完全转移，不利于城市化目标的真正实现，也不利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不利于社会稳定。应当说，近年来，我国在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住所、文化服务等方面的满意度以便让农民工更好的融入城市等相关问题上已做出了一些努力，然而，我们在推动农民工身份地位认同、加强其社会保障及权益维护、提升其职业技能和就业渠道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从报道中我们不难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普遍的生存现状为就业面狭窄，物质基础及保障薄弱，精神生活匮乏等。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还能“安贫乐道”，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则有颗不“安分”的心。他们有着改变现状强烈渴望，而在向“上”的渠道被阻塞以及短期内难以获得身份认同的背景下，强烈渴望就有可能异化为心理失衡，从而成为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

　　再往严重里说，如果继续拖延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种种问题依然不能彻底解决，就有可能转变为社会结构性问题，会产生一个规模很大的缺乏归属感的人群，游离在城乡之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将会随之而来。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不利于社会治安和稳定。显然，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是迫在眉睫。

　　其实，目前的一个矛盾点在于，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享受城市文明，和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然而与他们的渴望相比，从制度到心理到具体措施，城市显然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这就对当下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了挑战，需要中国的城镇管理政策尽快作出调整，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相当部分人融入城镇提供必要的条件。城市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农民工，那种将农村作为“蓄水池”的观念已完全过时，那种给农民工的进入设定众多门槛的做法，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按照中央提出的对进城农民工“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政策要求，以感恩、包容的心态对待他们，城市要敞开胸怀接纳农民工，让农民工融入到城市中来，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成为城市真正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