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显示，在度过金融危机带来的2009年就业寒冬后，今年大学生就业压力指数达到4年以来的最低点。然而，在整个“十二五”期间，高校毕业生仍将处于一个就业人数的高峰期，年均在700万人左右，大学生就业形势仍不容乐观；与此同时，农民工“用工荒”的问题几年来一直未得到有效缓解——我国的劳动力结构失衡问题构成了经济转型的主要压力。本期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教授就就业结构转型发表观点，他认为，未来就业政策应与开放宏观政策和人口土地等深层改革相配合，保障我国就业和整体经济最终实现成功转型。

　　农民劳动力转移反映经济周期涨落

　　记者: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年末，我国农村地区非农劳动力已达到2.5亿，为什么会出现数十年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这样的进程还将持续多久？

　 　卢锋：过去30余年，我国非农就业总量从1.2亿增长到4.8亿，非农就业占从业人员比例从30%上升61.5%，显示我国就业结构转型快速推进。农民 工是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主力军。农民工数量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6000多万，增长到90年代末的超过1亿，2011年达到2.54亿，占同期非农就业 增量七成。一个国家30多年有超过2.5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作，迄今为止在人类经济史上应属绝无仅有。

　　与非农就业占比大幅度下降 具有“镜像关系”的事实是，农业劳动力占比从改革初期的七成以上下降到目前约35%。参考发达经济体的发展经验，这个比例值还会持续下降，在今后20年大 概会降到接近10%水平。这意味着我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进程仍将持续推进，仍需持续拓宽非农就业渠道和增加就业岗位以满足这一要求。不过从单维 度数量指标看，农业劳动力转移高潮或许已经过去。2003年至2006年连续四年农民工增量超过1000万，最高在2004年达到1390万，可能是我国 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的高峰期。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就业转型大趋势，表现为非农就业与农民工总量持续单方向扩张。但是就某个特定时段而言，无论是第一产业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大小，还是非农就业增长速度快慢，都与宏观经济周期涨落存在显著联系。

　 　改革时期第一产业就业量变动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基本关联形态是，当总需求扩张偏快并派生显著通胀时，乡村劳动力减少速度比较快。当宏观经济景气度较低 和经济增长偏弱时，乡村劳动力减少速度就会偏慢。“第一产业就业变动量”与“GDP增速相对其趋势偏离”之间简单统计关系显示，GDP增长率超过其平均可 持续水平一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就业会超量减少近140万人。

　 　过去30余年非农就业变动与宏观经济周期则呈现显著正向关系。虽然非农就业趋势性上升是长期增长特点，在短期或周期范围内，非农就业扩张规模大小受到宏 观经济景气周期涨落的制约。“非农就业变动量”与“GDP增速相对其趋势偏离”之间统计关系显示，GDP增长率超过其平均可持续水平一个百分点，非农就业 会超常增加134万人。

　　这对认识我国转型期劳动力市场与宏观均衡规律之间的联系具有启示意义。一般认为我国“农业劳动力无限供给”，宏 观过度扩张派生劳动引致需求总可以通过第一产业劳动力减少和农民工数量增长得以满足。上述经验证据提示另一种理解思路：虽然现代农业技术进步提升农业劳动 生产率，使长期经济增长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加以满足；然而在短期或周期分析场合，农业技术进步速率受到制约，总需求过度扩张可能通过 农产品需求上升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偏快导致农产品供给相对不足。因而从宏观均衡角度看，农业劳动力转移在短期也有一个适度问题。

　　近年来农民工供求关系偏紧，工资较快增长

　　记者：与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人口日益锐减的事实相对应的是，近年我国农民工市场频频出现“用工荒”的现象，应该如何理解？

　 　卢锋：近年我国农民工市场出现供求偏紧态势，2003-2004年出现的“民工荒”演变为持续多年的“用工荒”和“招工难”。城市劳动力市场整体求人倍 率（城市求职机构登记的工作岗位数除以求职人数所得倍数）从世纪初大约0.6至0.7上升到近年的1上下。虽然今年宏观经济增速减缓，开春后媒体对各地的 用工市场仍有不少缺工和招工难方面报道。

　　“用工荒”、“招工难”之类现象，其真实经济学含义始终是“市场机制为农民工涨工资”，长期效 果是倒逼结构调整。对我国农民工名义工资长期走势估测结果显示，改革时期农民工现价名义工资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大体分“两慢两快”四个阶段。一是上世纪 80年代增长较慢，从80年代初不到100元上升到80年代末约200元上下。二是上世纪90年代前期增长较快，从90年代初200元左右增长到90年代 中期500元上下。三是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初年增速较慢，2000和2001两年均值约600元，比90年代中期增长近100元左右，增幅仅约为 20%。四是过去近十年较快增长，2010年达到1690元，年均增速超过10%。30多年名义工资趋势值年均增长率约为9.7%。

　　用 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调整的农民工实际工资可分三个阶段观察。一是上世纪80年代波动中仍有明显增长，其趋势水平到80年代后期上升约六成，年均增长率约为 6%。二是随后十来年即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情况不同，其间少数年份如1992年至1993年实际工资仍有明显增长，不过这个时期整体趋势值没有显著上 升。三是进入新世纪后农民工实际工资增长较快，2001年至2010年间用1978年物价衡量的不变价工资从131元增长到316元，年均增长率约为 10%。2011年农民工平均月工资超过2000元，增长幅度超过20%，实际工资增长率也超过两位数。

　　记者：农民工“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存在，是否与我国第二产业占GDP比例过高有关？

　 　卢锋：近年来劳动力市场呈现相对低端员工较为短缺与较高学历和较高端工种求职困难的结构性特点。虽然城市劳动力市场总体求人倍率趋势性增长，不过区分教 育背景和高低端工种的工作岗位求人倍率呈现分化趋势。如2011年城市职介机构低学历组对象求人倍率在1.1以上，高学历组则在0.9上下；较低端工种对 象求人倍率在1.2上下，高端工种约为0.9。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上述结构性差异总体上持续存在，并在近年呈现扩大趋势。

　　求人倍率整体 上升与我国就业形势整体改善趋势具有一致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差异，与过去十余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四、五倍超常扩大有关，也与汇率、利率以及其他 要素价格调节不够充分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有关。例如，与宏观增长外向依赖度偏高问题相联系，我国新时期就业扩张过于向贸易部门倾斜。2002年至 2008年制造业就业估计增长约3400万人，占同期就业增长总数九成以上。这有利于缓解早年失业压力，满足农业劳力转移的就业需求，不过也加剧就业结构 中工业比例偏高问题，助推相对低端用工短缺的矛盾。

　　失业率变动凸显体制转轨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记者：说完求人倍率我们再来谈谈失业率，能否为我们分析一下近年来失业率趋势反映的问题？

　 　卢锋：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统计指标具有自身特点和局限性，但是对认识劳动力市场运行规律，特别是对显示体制转型不连续冲击具有认识意义。用城镇登记失业 数加上下岗人数得到调整的城镇失业率，这个指标在过去30多年都先后出现两个峰值。第一个较小峰值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实际失业率比均值和趋势要高一 个百分点左右。第二个更大峰值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比趋势值和整个时期平均值高出2到4个百分点，与上世纪80年代失业率绝对水平比较高出6到7个 百分点。

　　两个峰值体现两次重大政策和体制调整影响。前期较小峰值显示知青政策调整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因应文革后政治形势变化，决策层 决定改变知青上山下乡体制政策，几百万知青在很短时间内返回城市。这一政策调整本身深得人心，不过也带来短期推高城镇失业压力问题。随着80年代经济搞活 和工作岗位增加，几百万失业（当时称作“待业”）问题较快得到解决。上世纪80年代大部分年份城镇失业率较低，显示当时城市就业形势相对宽松。

　 　第二个峰值与国有企业改革有关。上世纪90年代后期深化企业改革，对于再造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对新世纪初年宏观经济快速增长都产生重 要支撑作用。不过企业改制伴随大量员工下岗，失业率上升幅度相当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一次深度经济衰退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力度。新世纪新一轮经济高增长 使失业率逐步回落到长期趋势和均值水平，目前城镇失业率略高于4%，应主要反应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与现阶段低水平充分就业目标状态比较接近。

　 　改革开放推动就业率长期高增长并消化旧体制遗留的大量隐性失业，是中国经济转型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不过转型过程客观上使很多下岗人员承受了较大损失甚至 伤害。与废除知青政策具有帕累托改进属性不同，企业改制本质上属于卡多尔改进，应通过转移支付对利益受损方提供补偿。当时政府在促进再就业和补助下岗人员 方面做了大量努力，然而受财力限制难以达到比较充分合理补偿。如今公共财力今非昔比，可回头考虑这个历史形成问题，用适当方式对当时利益受损群体追加补 偿。这不仅能更好地体现公平公正原则，也有利于排除干扰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应实行总需求管理政策架构调整和完善就业的组合措施

　　记者：依据对就业转型基本事实梳理观察，可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形势做出怎样的判断？

　　卢锋：第一，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就业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最关键的有两点：一方面释放和消化了旧体制转型过程特别是企业制度改革带来的失业下岗冲击。另一方面依托现代开放经济增长实现了2.5亿原本应属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就业。

　　第二，新世纪最初十年特别是“十一五”时期，我国就业与工资双双较快增长。无论是非农产业扩张规模还是农业劳动力净减少数量，都显著超过早先可比时期。世纪之交我国就业领域面临严重失业压力形势已逐步发生实质性缓解和改观。

　 　第三，我国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长不久或将见顶，16至45岁青壮年劳动力今后将持续下降，年青劳动力供应将会面临增量下降甚至总量减少的约束。不过未来 20年前后每年仍有约400多万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十二五”时期平均每年仍需要创造和提供约千万非农就业岗位。从劳动力供给面角度看我国就 业压力仍将长期存在，保持就业创造活力仍应是我国长期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

　　第四，新世纪头十年就业需求空前增长的条件是我国宏观经 济新一轮强劲增长。从基本面和长期条件看，新一轮宏观增长和就业转型代表我国开放经济成长的阶段性进步，具有可靠基础。从政策面和阶段性特点看，汇率和利 率等开放宏观经济基本要素价格关系尚未理顺，宏观增长面临失衡因素困扰，使就业扩张和劳动力市场面临新矛盾和新问题，就业形势后续发展潜伏着调整风险。

　　记者：应如何因势利导？

　 　卢锋：针对新时期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形势特点，应在坚持改革开放、促进就业等方针基础上，实行总需求管理政策架构调整和完善就业政策的组合措施。未来 就业政策应从侧重数量扩张朝“数量与质量、速度与结构”并重方向调整，并与开放宏观政策和人口土地等深层改革相配合，保障我国就业和经济整体最终实现成功 转型。

　　应加快培育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体系来促进和完善我国就业政策。首先要加快推进户籍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城乡居民在择地居住和择业 工作等方面享有同等公民权。加快推进农地制度改革，在加强土地用途管制前提下更大程度实现农民土地流转权。要加快推进完善对农民工子女给予与城市居民平等 公共教育服务方面的改革，在更好实现公民平等权利目标同时，通过提升下一代劳动者素质为经济的未来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要推进完善普惠城乡居民的劳动培训、职业介绍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网络建设。要着力帮助劳动者提高就业能力，在肯定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朝大众化 方向发展积极意义前提下，针对性解决一些高校定位不明，过度追求发展研究型大学，忽视劳动力市场需要大量应用性技能人才等方面的偏颇。要引导劳动需求方改 变在招聘过程中片面强调学历、性别、年龄与证书等倾向，加强对岗位技能需求调研，向教育系统和人才供给方传导准确需求信号。

　　在开放宏观 经济领域，要以宏观均衡为基准界定充分就业目标，在总结近十年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经验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开放宏观政策架构”，实现就业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良性互动。要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方面推进市场取向改革，更好地发挥汇率这个开放经济“基本相对价格”的调节作用。要加快改革利率形成机制，让利率更好 地发挥调节货币和总需求的基本功能，从而更好地实现管好货币、平滑总需求、保持宏观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目标。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获得英国Leeds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和法学学士。主要研究开放宏观经 济、农村经济与经济发展等领域问题，近年就劳动市场、人民币汇率、国际收支失衡、产能过剩、粮食安全等问题进行过比较系统研究，在国内外学术杂志发表论文 几十篇。他提出“产品内分工”概念观察解释中国经济开放成长经验，引起学术界关注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