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从衣着打扮来看和城里人没区别，但是要真正融入城市还非常困难。

南 方日报讯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城市流动人员的主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未来广州流动人员的基本特性。但他们在融入广州城市社会中面临着一 系列困境。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管理研究所和广州市团校就此分别对3002名、828名新生代农民工展开了《新生代农民工之城市困境及对策研究》（下称 《研究》）、《广州市新生代产业工人精神文化生活现状调查报告》（下称《报告》）。

《研究》和《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比起父辈受教育水平高，基本未从事过农业活动，对于农村、农业和土地不像父辈那样感情浓厚。与上一辈的打工赚钱回家的梦想不同，他们进城的目标不仅是谋生，“融入城市，成为城里人是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最终梦想”。

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却面临着一系列困境。要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化、成为一名真正的城市人，究竟面临着多少哪些现实困境？

两者认为，由于农民工的收入差异、工作期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充满迷茫，很难真正在这个城市扎根等。这些困境使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面临更多迷茫，从而可能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

身份认同模糊的一代

“您认为自己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广州市团校在对全市828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教育水平的新生代产业工人、社区闲散新生代产业工人的抽样调查显示，新生代产业工人身份认同模糊，对于城市身份认同并不明显。

48.2%的新生代产业工人认为自己是外地人。另外有14.0%被访者认为自己既不是外地人也不是本地人，有8.6%认为自己既是本地人也是外地人，还有3.3%的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表示“不清楚”。仅14.1%认为自己是本地人。

《报 告》将新生代农民工锁定为广州务工的1980后出生的农民工。《报告》称，新生代产业工人工长期脱离乡村生活，多数是初中、高中毕业后就来到城市务工。在 进一步的深入交谈中发现，新生代产业工人对乡村的认同度并没有他们的父辈那样强烈。而他们对于城市的融入也没有当地人深刻，因而出现了“身份迷失”的尴尬 处境。

身份认同是一种主观的归属感受。《报告》执笔者吴冬华等人认为，影响身份认同的 因素非常多，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其中文化程度不同的人会产生明显不同的主观感受。在广州市新生代产业工人中，文化程度越高，其对城市的身份认同越 强，文化程度越低，其对城市的身份认同越弱。统计结果显示，初中学历新生代产业工人。小学及以下学历新生代产业工人，而在大专和本科学历的新生代产业工人 中，认为自己是外地人的比例则降低很多，分别为39.6%、35.8%。

户口不再是最大问题 技术学历成求职瓶颈

除了身份认同的尴尬，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因为学历、技术等原因，在城市奋斗过程中他们也面临制约求职的种种瓶颈。

“找工作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报告》调查发现，人力资本低是新生代产业工人求职的最大困难。与以往老产业工人在找工作时常遇到交不起押金的限制相比，新生代产业工人在就业时，遇到了新的困境，即是没有技术、学历太低。

统 计数据显示，36.4%的被访新生代产业工人认为，就业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技术。32.8%的被访新生代产业工人认为就业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学历太 低。相比之下，认为就业最大困难是户口受限制的占15.6%。怕被坏人骗、不知道什么地方招工，分别占5.8%和5.6%。选择交不起押金的，只占 1.5%

《研究》分析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找工难，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念、就业定位 和自身技能是有一定关系的。目前广州就业市场上需求的，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群体所能胜应的白领岗位，二是具有专业技能的技术岗位，三则是不需要特别 技术和文化素质的普工岗岗位。前者已经被大学生、研究生群体抢占市场，而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缺乏专业技术，难以胜任专业技术的岗位。对于剩余的普工岗 位，由于工作时间长，收入不高，工作强度大。而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比上一代农民工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对社会事物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他们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 样任劳任怨，甘心加班而置休息时间于不顾。他们更注重自己的劳动权益和劳动价值，因此对普工岗位，往往不是新生代农民工最愿意选择的。

《研究》认为，普通招工难的现象，在将来的一定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念、定位和就业特点对广州产业结构提出了挑战，并呈现一定程度上的倒逼产业升级的势态。

城市生活成本和住房、医疗教育开支难以负担

“新生代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已经远比上一代农民工过得有声有色，他们与城市青年一样，‘逛街购物’、‘唱歌、跳舞’、‘学习充电’成为平时休闲的三大主题，生活方式与城市青年的差距越来越小。”

不仅如此，他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生活质量，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将大部分收入用于“衣食住行”和“社会交往”。这一消费支出模式与城市户籍的新生代流动人员已相差无几，而与上一代农民工有较大区别。

同时，调查发现，一半以上的男青年表示，如果条件允许，是会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的，部分无条件的男青年表示，为婚嫁需求，他们往往会在老家修房子，但如果自身收入提高，还是会在城市购买另一套住房。

但是，在穗流动人口的暴增同时也推高了房价。目前广州住房均价过万，以他们的工资收入，很难负担如此高的房价，高额的医疗、教育费用也提高了在广州生活的成本。《研究》认为，在失业后，他们大部分选择继续在城市驻留，并游荡于城市之中，需要防范其可能构成新的贫困阶层。

教育成本高，也给新生代产业工人子女教育带来障碍。《报告》称，在调查“在子女教育方面面临的最大困难？”中，40.5%的被访新生代产业工人认为教育成本高是子女教育中最大困难。29.2%的被访者认为家庭经济条件有限是子女教育中最大困难。

在 他们看来，接受教育的时间原本可以出去打工挣钱，而因为接受教育所损失的打工挣得的钱，就成为新生代产业工人子女教育的时间成本。另一方面，子女在接受教 育时，需要付出经济成本。目前各地都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免交学杂费的政策。新生代产业工人子女学费上的负担不重，但是，由于升学压力，不少家庭都为孩子购买 各种课外辅导。而这对于收入本来就不高的新生代产业工人家庭来说，是一笔高昂的教育经济成本。

权益受侵害 超两成受访者忍气吞声

“当 您遇到困难挫折时，通常会向谁求助？”《报告》对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在814份有效问卷中，近一半（40.2%）的被访者表示，遇到 困难挫折时会向朋友寻求帮助。而向父母寻求帮助，只占16.7%。新生代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时，很少向企业团委、企业工会、专业机构等寻求帮助，所占比重分 别只有0.1%、0.6%、0.6%。

不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与老一代农民工已 有很大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时，大多向朋友寻求帮助，与父母的联系不再如老一代农民工那样紧密。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在十八九岁就离开父母，他们由原 来的依靠父母，转向在城市中生活必须依靠朋友。随之他们的交际圈也就发生了改变。

新生 代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是关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利益的重要问题。为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方式做一个总体上的把握，《报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方式进行 调查显示，在820份有效回答中，25.9%的被访者表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后，会找政府有关机构。21.1%的人会选择忍气吞声。选择向企业工会反映， 占13.9%。让亲戚老乡找当事人算账，占13.4%。起诉到法院打官司，只占5.0%。上网发帖求助，占8.7%。调查显示，文化程度的不同通常让他们 在维权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文化程度越低的新生代产业工人越倾向于通过老乡关系维权，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产业工人越倾向于通过电台报社等媒体 舆论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