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从衣着打扮来看和城里人没区别,但是要真正融入城市还非常困难。
南 方日报讯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城市流动人员的主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未来广州流动人员的基本特性。但他们在融入广州城市社会中面临着一 系列困境。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管理研究所和广州市团校就此分别对3002名、828名新生代农民工展开了《新生代农民工之城市困境及对策研究》(下称 《研究》)、《广州市新生代产业工人精神文化生活现状调查报告》(下称《报告》)。
《研究》和《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比起父辈受教育水平高,基本未从事过农业活动,对于农村、农业和土地不像父辈那样感情浓厚。与上一辈的打工赚钱回家的梦想不同,他们进城的目标不仅是谋生,“融入城市,成为城里人是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最终梦想”。
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却面临着一系列困境。要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化、成为一名真正的城市人,究竟面临着多少哪些现实困境?
两者认为,由于农民工的收入差异、工作期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充满迷茫,很难真正在这个城市扎根等。这些困境使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面临更多迷茫,从而可能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
身份认同模糊的一代
“您认为自己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广州市团校在对全市828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教育水平的新生代产业工人、社区闲散新生代产业工人的抽样调查显示,新生代产业工人身份认同模糊,对于城市身份认同并不明显。
48.2%的新生代产业工人认为自己是外地人。另外有14.0%被访者认为自己既不是外地人也不是本地人,有8.6%认为自己既是本地人也是外地人,还有3.3%的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表示“不清楚”。仅14.1%认为自己是本地人。
《报 告》将新生代农民工锁定为广州务工的1980后出生的农民工。《报告》称,新生代产业工人工长期脱离乡村生活,多数是初中、高中毕业后就来到城市务工。在 进一步的深入交谈中发现,新生代产业工人对乡村的认同度并没有他们的父辈那样强烈。而他们对于城市的融入也没有当地人深刻,因而出现了“身份迷失”的尴尬 处境。
身份认同是一种主观的归属感受。《报告》执笔者吴冬华等人认为,影响身份认同的 因素非常多,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其中文化程度不同的人会产生明显不同的主观感受。在广州市新生代产业工人中,文化程度越高,其对城市的身份认同越 强,文化程度越低,其对城市的身份认同越弱。统计结果显示,初中学历新生代产业工人。小学及以下学历新生代产业工人,而在大专和本科学历的新生代产业工人 中,认为自己是外地人的比例则降低很多,分别为39.6%、35.8%。
户口不再是最大问题 技术学历成求职瓶颈
除了身份认同的尴尬,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因为学历、技术等原因,在城市奋斗过程中他们也面临制约求职的种种瓶颈。
“找工作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报告》调查发现,人力资本低是新生代产业工人求职的最大困难。与以往老产业工人在找工作时常遇到交不起押金的限制相比,新生代产业工人在就业时,遇到了新的困境,即是没有技术、学历太低。
统 计数据显示,36.4%的被访新生代产业工人认为,就业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技术。32.8%的被访新生代产业工人认为就业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学历太 低。相比之下,认为就业最大困难是户口受限制的占15.6%。怕被坏人骗、不知道什么地方招工,分别占5.8%和5.6%。选择交不起押金的,只占 1.5%
《研究》分析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找工难,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念、就业定位 和自身技能是有一定关系的。目前广州就业市场上需求的,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群体所能胜应的白领岗位,二是具有专业技能的技术岗位,三则是不需要特别 技术和文化素质的普工岗岗位。前者已经被大学生、研究生群体抢占市场,而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缺乏专业技术,难以胜任专业技术的岗位。对于剩余的普工岗 位,由于工作时间长,收入不高,工作强度大。而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比上一代农民工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对社会事物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他们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 样任劳任怨,甘心加班而置休息时间于不顾。他们更注重自己的劳动权益和劳动价值,因此对普工岗位,往往不是新生代农民工最愿意选择的。
《研究》认为,普通招工难的现象,在将来的一定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念、定位和就业特点对广州产业结构提出了挑战,并呈现一定程度上的倒逼产业升级的势态。
城市生活成本和住房、医疗教育开支难以负担
“新生代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已经远比上一代农民工过得有声有色,他们与城市青年一样,‘逛街购物’、‘唱歌、跳舞’、‘学习充电’成为平时休闲的三大主题,生活方式与城市青年的差距越来越小。”
不仅如此,他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生活质量,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将大部分收入用于“衣食住行”和“社会交往”。这一消费支出模式与城市户籍的新生代流动人员已相差无几,而与上一代农民工有较大区别。
同时,调查发现,一半以上的男青年表示,如果条件允许,是会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的,部分无条件的男青年表示,为婚嫁需求,他们往往会在老家修房子,但如果自身收入提高,还是会在城市购买另一套住房。
但是,在穗流动人口的暴增同时也推高了房价。目前广州住房均价过万,以他们的工资收入,很难负担如此高的房价,高额的医疗、教育费用也提高了在广州生活的成本。《研究》认为,在失业后,他们大部分选择继续在城市驻留,并游荡于城市之中,需要防范其可能构成新的贫困阶层。
教育成本高,也给新生代产业工人子女教育带来障碍。《报告》称,在调查“在子女教育方面面临的最大困难?”中,40.5%的被访新生代产业工人认为教育成本高是子女教育中最大困难。29.2%的被访者认为家庭经济条件有限是子女教育中最大困难。
在 他们看来,接受教育的时间原本可以出去打工挣钱,而因为接受教育所损失的打工挣得的钱,就成为新生代产业工人子女教育的时间成本。另一方面,子女在接受教 育时,需要付出经济成本。目前各地都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免交学杂费的政策。新生代产业工人子女学费上的负担不重,但是,由于升学压力,不少家庭都为孩子购买 各种课外辅导。而这对于收入本来就不高的新生代产业工人家庭来说,是一笔高昂的教育经济成本。
权益受侵害 超两成受访者忍气吞声
“当 您遇到困难挫折时,通常会向谁求助?”《报告》对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在814份有效问卷中,近一半(40.2%)的被访者表示,遇到 困难挫折时会向朋友寻求帮助。而向父母寻求帮助,只占16.7%。新生代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时,很少向企业团委、企业工会、专业机构等寻求帮助,所占比重分 别只有0.1%、0.6%、0.6%。
不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与老一代农民工已 有很大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时,大多向朋友寻求帮助,与父母的联系不再如老一代农民工那样紧密。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在十八九岁就离开父母,他们由原 来的依靠父母,转向在城市中生活必须依靠朋友。随之他们的交际圈也就发生了改变。
新生 代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是关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利益的重要问题。为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方式做一个总体上的把握,《报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方式进行 调查显示,在820份有效回答中,25.9%的被访者表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后,会找政府有关机构。21.1%的人会选择忍气吞声。选择向企业工会反映, 占13.9%。让亲戚老乡找当事人算账,占13.4%。起诉到法院打官司,只占5.0%。上网发帖求助,占8.7%。调查显示,文化程度的不同通常让他们 在维权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文化程度越低的新生代产业工人越倾向于通过老乡关系维权,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产业工人越倾向于通过电台报社等媒体 舆论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