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权威媒体的调查表明：今年4月以来，许多内陆省市纷纷上调最低工资，上调幅度大大超出沿海发达地区。这使沿海和内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距大幅缩小。宁夏与北京最低工资仅差160元。有些内陆省份农民工在省内的收入，逼近甚至超过了在沿海地区的打工收入。

　　这一报道，得到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的佐证：今年一季度，湖南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在省内从业的人均月收入2110元，高于在省外从业的人均月收入1896元。为了争抢农民工，内陆一些省份还打起了感情牌：安徽黄山喊出“打工还是家乡好”，湖南浏阳则高分贝呼吁“孔雀何必东南飞”。

　　曾几何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困扰着各级政府。为了让农民工走出家门，干部们绞尽了脑汁。10多年前我在河南一个贫困县挂职时，曾多次和县委书记带着有关部门同志到沿海地区“推销”农民工。

　　那时候，在沿海发达城市的劳务市场上，从早到晚都会看到满面灰尘的农民工。他们或坐或蹲在马路牙子上，一看到有雇主模样的人走过，便忙不迭走上前去搓着骨节粗大的手殷勤地问：“要人吗？工钱好商量。”这些打工者，大多来自中西部地区。

　　如今，这些游走在城市和乡村边缘的人，成了“香饽饽”――沿海地区“用工荒”的报道不时挤上媒体的重要位置。为了解决“用工荒”，沿海地区从省委书记到工厂的老板，都一再放低身段、露出真诚笑脸。许多地方甚至春节还没过完，“一把手”便纷纷带队到中西部地区联络情感、招兵买马。即使如此，“用工荒”问题依然存在。杭州梅家坞的茶农们一再抱怨：“以前一天50元，许多人抢着干；现在给到100元，还是没人愿意来……”

　　从为劳动力转移发愁到高薪“抢”农民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更趋平衡――不再是沿海地区单兵突进，中西部地区也迎头赶了上来，说明亿万农民兄弟有了更广阔的就业空间。

　　透过“抢”，我们看到城乡二元结构正在一点点打破。过去对农民工，老板动辄拖欠工资，或同工不同酬；现在呢，在很多用工荒的地方，欠薪不行，低薪也不行。浙江率先提出“新浙江人”的概念，本地人、外地人的藩篱正在被拆除，众多非本地户籍建设者持有了居住证，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待遇和福利。

　　这种“抢”，还带来另外的好处：倒逼企业转型升级，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由“低小散”转向“高精尖”；促使老板们密切劳动关系，要想留住员工，就必须改善福利待遇，把农民工当兄弟姐妹。

　　浙江萧山一个老板告诉我，随着境遇逐渐改善，80后、90后打工者，跟他们的父辈有很大的不同，打工不再单纯为了钱，甚至出现了“旅游打工”的新现象――今年在浙江打工，游遍浙江；明年到广东打工，游遍广东；有的年轻人还发誓：结婚前游遍全中国！

　　这些农民工就业方面的新变化，让人们对农民工群体的未来发展有了更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