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系”: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
中华文明之所以得以不间断地持续了几千年,中国社会秩序之所以在几千年间比较平稳地得以维持下来,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比较成功地实现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人为秩序与自发秩序之间的平衡发展,并且非正式制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起主导作用的。但是,即使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非正式制度后来日益被正式制度化为国家的“大传统”了,但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丰富多彩、没有被正式制度化的“小传统”也无不时刻地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从来就没有被整体划一地制度化过,不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不论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我认为这正是中华文明作为一种文明几千年来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那么,在作为“大传统”的儒家文化和作为“小传统”的民间文化中共同的基本精神又是什么呢?根据中国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的看法,这种基本精神就是伦理本位思想,而这种伦理本位思想的核心又在于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按照特定规则形成的人际互动关系。按照梁漱溟(1988)先生的说法,即“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实际上,大哲学家尼采曾经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他认为,从本质上讲,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关系社会(Nietzshe,1968)。
一般说来,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所具有的某种性质的联系(中国社科院语言所,1987)。联系方式主要有亲缘的(家庭与亲属关系)、地缘的(同乡关系)、业缘的(同事关系、同行关系等)。其中,亲缘的和地缘的关系属于比较典型的强非正式制度关系,业缘关系则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不少正式制度的性质。从这种一般性意义上讲,中国人讲关系与其他国家的人讲关系基本上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但是,很显然,梁漱溟先生所指的“关系”不只是包括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尽管也包含了这一层的内容),而更多表达的是作为“一个通行的现代社会科学概念”(乔健,1987)的关系所具有的很强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含义。比如说,它所表现出来的作为社会秩序的含义、社会结构的含义在于:中国与西方社会相比较,这个社会的秩序不是建立在团体本位基础上的,也不是建立在个人本位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充满了人情成分的人际关系本位基础上的(金耀基,1987)。用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话说,就是指中国的社会秩序结构表现出明显的特殊主义化的关系结构(Parsons,1968)。正是从这一点来讲,乔健(1987)教授称中国社会的关系为“一种社会制度”是很有见地的。相应地,中国社会就是一种具有更强的关系取向的社会了。
把关系作为一种研究范畴,应该说是具有很强的中国本土性(genius)特征的。它最先是由中国学者提出、并用以解释中国复杂的人际关系现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Luhmann(1979)在研究信任问题时曾说过,信任是嵌入社会结构与制度之中的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在这一点上,作者认为,关系具有与信任相似的特征,即它也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嵌入到一定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之中的功能化的社会机制。通过这个概念,我们上可以与一些宏观判断如中国现代化与传统的有效承接问题、中国社会的基本取向与集体主义特征问题等相呼应,下可以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相沟通。实际上,关系不仅已经深深地嵌入到我们这个现实社会中了,并且在许多方面都发挥着很重要的功能性作用。其中我们生活中的人口流动或者说移民就是关系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在本文的以下部分,我们将结合中国西部地区一个村庄的实地调查资料,对农村人口迁移与流动问题作一些初步的实证分析,试图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来理解关系的意义,并以这一新的理论框架来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部分内容作出初步解释。
二、“关系”与农村人口流动:来自一个村庄的案例
为什么我们选人口流动与迁移问题和关系概念框架相联系呢?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从现实社会生活来看的。“一个理想的研究客体,既应当包括中国农村社会与经济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应当包括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过程”,还应该有效地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人口迁移与流动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华文化是人口迁移的一种长期的结果”(何梦笔,1996)。那么,伴随着“当代中国移民和人口流动性的日益增长,我们对其后果的评价,可能取决于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移民的认识,因为考察历史可以使我们理解移民社会在自我组织和防止动乱方面的潜在力量。如果我们认为,过去的中国是一个移民开发社会,其社会结构适合这种流动状态,我们就会问,由于植根于传统的自我组织传统一直未变,今天的中国是否也将出现类似的流动结构呢?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的联结(何梦笔,1996)。实际上,从历史来看,中国应该说是一个流动的社会,人口的流动与迁移实际上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现象。由此可见,从人口流动与迁移的角度来探讨具有相当本土意义的关系概念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另一个原因是从理论研究本身及其国际可比较性来看的。我们知道,格拉诺维特(MarkGranovetter,1985)、博尔特(RonaldBurt,1992)、林南(NanLin,1990)、边燕杰(1998)等都是运用网络理论来分析人们在就业过程中的网络作用的。所以,我们选择人口流动、迁移与就业问题展开调查与研究,有利于我们进行相关研究方面的比较。
(一)调查点介绍我们所选择的调查点是屯瓦村,位于山西省中部偏北的原平市。这个村是我们在过去整整10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都在关注的一个村庄。
从自然地理特征来看,屯瓦村地处深山之中,村子的南北两边都是纵横深远的系列山脉,中间是一条狭长的山谷,屯瓦村就座落于这条狭长的山谷之中。全村的土地总面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的,共有37810亩。但是,真正能够用于农作物种植的耕地面积却只有1205亩,仅占该村土地总面积的3.2%,也就是说,该村96.8%的土地是无法耕种的山地。所幸的是屯瓦村基本上不缺水。由于屯瓦村地处深山之中,所以交通很不方便,从村里通向外部世界的道路只有一条土路,而且崎岖不平。由此可见,屯瓦村可以说是中国一个比较普通的山村。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屯瓦村的经济结构属于一种比较特殊的形态,即农业不论是对于村庄集体而言还是对于农民个体而言,都处于次要的地位。相反,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渠道。
屯瓦村的种植业经营主要是依靠1205亩耕地的粮食种植业经营。水田和旱地各占一半。农业经营方式与全国大多数地方的情况相同,也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种植的。平均每户经营耕地面积只有2亩,通常也是水田与旱地各占一半,而且其分布通常比较分散。按照常年的粮食价格(平均每公斤1.06元)计算,户均从种植业经营中取得的总收入大约在400元左右,扣去各项税费负担(实施税费改革前户均近300元)及生产成本,村民从种植业几乎不可能取得现金收入。促使村民从事种植业经营的主要动力在于可以做到基本保证粮食自给,不用到市场上去购买基本口粮。
除了粮食作物种植外,村民还在山上因地制宜地种植了少量水果。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村民生产的水果总产量可以达到30吨左右,户均51公斤。屯瓦村还出现了一些养殖专业户,包括13户养羊专业户、14户养鸡专业户和2户养牛专业。外加村民散养的各种牲畜,全村2003年末存栏的山羊、绵羊共计1913只、鸡14300只、牛107只、猪150头。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民收入的来源。
由于受农业资源的制约,屯瓦人很早以前就开始到全国各地经商做生意,特别是村里有不少人到北京做生意。这种情况在20世纪初表现得最为明显。正因为如此,当地不少人干脆称屯瓦村为“小北京”(李静,1996)。由于受这样的商业传统的影响,在解放后的合作化时期,屯瓦村当时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原平市最早成立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村庄。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屯瓦村开始以集体经营的方式组织起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副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队伍。经过20年的努力,到1981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屯瓦村已经在村里建起了10个集体性质的机械修配厂。随着承包制的实行,10个机械厂都承包给了个人,原来在机械厂工作的一些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销售人员等陆续在原平市区内建立了自己的机械厂,并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将机械厂改建成了锅炉厂。到1991年初,建在屯瓦村里的锅炉企业已经达到了11家。另外还有由屯瓦村人创办的20多家锅炉企业因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通、用电有困难等种种原因而搬迁到原平市里去了。后来,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更多的企业也都迁移到城市里了。到2003年,村里的企业全部都迁移到城里了。
伴随着锅炉企业的迁出,村里的劳动力也随之开始了更大规模的转移。在笔者所抽样调查的31户、76个劳动力中,有24个劳动力现在在外打工,占31.6%。
私人企业的对外扩张以及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打工,使得村民的收入水平在近几年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以2002年为例,屯瓦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1000元,是当年全国平均水平(2476元)的8.5倍。这样看来,尽管屯瓦村是一个典型的山村,但它并不贫穷。相反,它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应该算是相当富裕的了。
屯瓦村的人口与劳动力表现出很明显的流动性。根据村里向上级政府报告的数据,目前屯瓦村的总人口和总劳动力分别为1519人和496人。由于非常频繁的大量的人口流动的影响,屯瓦村常年在村的人口和劳动力人数比上报数还要少一些,因为上报数是以户口是否在村为基础的,而现实的情况是,有相当部分村民的户口尽管仍然在村里,但他们却已经在外多年了。以作者本人随机抽样调查的31个农户为例,常年在村(姑且定义为在村里居住超过半年时间)人口和劳动力分别只是官方统计数的72.9%和68.4%。
(二)“关系”与村庄人口流动
1.屯瓦村人口流动及迁移的基本情况。作者抽样调查的31个农户所涉及到的总人口为107人,占全村人口总数的7%,其中劳动力为76人,占全村劳动力总数的15.3%。从对这部分人群的调查中所取得的数据来看,各种流动人口(包括迁移人口)为29人,占调查人口总数的27.1%。因为处于流动状态下的人口多为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那么,如果我们将流动人口中的劳动力(24人)与调查户的总劳动力相比的话,这一比重则达到了31.6%的水平。如果我们以户主作单位来计算的话,处于流动状态的户主则占到了调查户主样本总数的77.4%(24/31)。即使从十分保守的角度来讲,作者的抽样调查也基本上可以表明屯瓦村有1/3的劳动力和1/4多的人口目前已经处于比较稳定的流动状态了。其中,长期的人口迁移(连续多年常年在外)率高于短期的人口流动(连续3年中每年都有半年时间在外)率(分别为19.6%和7.5%)、长期的劳动力迁移率也高于短期的劳动力流动率(分别为22.4%和10.5%)。这样的人口与劳动力流动与迁移结构是很有趣的,它表明屯瓦村的人口与劳动力流动与迁移是一种比较彻底的、完全的流动与转移,具有很强的移民性质,而不是像其他大多数农村地区所表现出的那种明显的临时性和“候鸟型”的人口与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特征。特别是,我们从调查中发现,屯瓦村大部分家庭都有一个以上的孩子上过大学(包括大专)或者正在上大学(大专)。这部分人基本上是不可能再回到屯瓦村了,加上不断地有新的屯瓦村人外出创业,这都预示着未来该村的人口数量还将进一步减少。
2.屯瓦村的人口与劳动力流动与迁移是如何实现的。从我们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屯瓦村的人口流动与迁移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具有普遍意义的婚迁关系所引起的;另一种是由区域性的工商业发展所引起的。
(1)屯瓦村的婚迁及其关系网络。婚迁又可以进一步分成迁入与迁出两种情况。因婚姻关系引起的迁入行为,一般是指屯瓦村人通过结婚而将其他地方的女性成员娶到屯瓦村来的移民行为;因婚姻关系引起的迁出行为则是指屯瓦人的女性成员通过婚姻关系而嫁到其他地方去的人口迁移行为。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即尽管存在婚姻嫁娶关系,但却并不发生人口在地域上的迁移与移民行为,那就是当村民的婚姻嫁娶关系是在本村内部发生的时候。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们最强调的是婚姻迁移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种关系,即这种由婚姻关系所引起的人口迁移是如何实现的。
从作者调查的31个农户情况来看:第一,不论是婚姻关系中的迁入行为还是迁出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都在于乡村社会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传统的各种强关系在起作用。从迁入行为来看,77.4%的婚迁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传统的地缘(同乡)、血缘(亲戚)和业缘(同事和朋友)关系作用的结果,只有16.1%的被调查者的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完全自由恋爱基础上的,另外还有6.5%的女性人口是因饥荒而被动地逃难到屯瓦村的。从迁出情况来看,抽样调查的结果与迁入的情况基本相同,即76.9%的女性的婚姻及其婚迁是建立在传统的地缘、血缘和业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只有23.1%的婚迁女性是通过自由恋爱方式而达到其婚迁目的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各种强关系中,地缘关系(即同乡关系)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论是在屯瓦村的婚姻迁入关系中还是在迁出关系中,由自己(男方或者女方)的同乡作介绍人所成就的婚姻关系占到了40%以上的比重(分别为43.5%和46.1%),大大高于血缘关系的影响力(分别占27.4%和23.1%)。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有一个距离屯瓦村150公里以外的静乐县的妇女嫁到屯瓦村后,马上就形成了一股涌向屯瓦村的婚姻潮。在所抽样调查的31个农户中就发现有4个家庭主妇来自静乐县,占样本数的12.9%。据说,全村从静乐县娶来的媳妇大约有20个。这足以说明地缘关系对于婚迁的巨大影响力。第二,不论是从男方娶进的角度还是从女方嫁出的角度来看,都有1/3的女性是来自本村、在本村范围内解决其婚姻问题的。这说明从婚迁角度来讲,关系网络在屯瓦村建立的基础还比较狭窄。这一点也可以清楚地从屯瓦村的婚姻迁出结构中看出来,因为直到现在为至,在所抽样调查的31个农户中,还没有一个屯瓦村女性嫁到外县(市)的,更没有一个嫁到外省的了。也许从全村普查的范围内能找出二三个通过不同关系嫁出本市(县)的例子。从婚姻迁入情况来看,有1/3是来自外县,但这也是特例,即主要是由静乐县的地缘关系形成的群体效应。第三,由于以上两个特点,所以屯瓦村女性婚迁的半径相对较小:51.6%的迁入妇女的娘家离屯瓦村的距离在15公里以内,其中有32.2%的妇女的娘家就在本村;77%从屯瓦村嫁出的妇女范围在15公里以内,其中38.5%的人就嫁在本村。
(2)屯瓦村由工商业发展引起的人口流动及其关系网络。我们接着考察现代工业化及城市化给村民的现实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和影响以及这些变化与影响跟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又有什么样的联系。
通过对处于流动与迁移状态的92个样本劳动力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后,我们基本上可以对他们的流动原因从微观方面,特别是从关系研究方面作出如下初步的解释:
一是在92个处于流动状态的劳动力中,其在城市里打工的年平均时间为9个月。其中,68.5%的劳动力在城市里打工的年平均时间在半年以上,22.8%的流动性劳动力在城市里打工的时间在3―6个月之间,只有8.7%的劳动力在城市里打工的时间在3个月以下。
二是从流动者在城市里打工的职业情况来看,42.2%的劳动力是在锅炉行业,主要是从事与锅炉生产(如电焊工)和销售相关的各种工作。这说明具有屯瓦村特色的传统行业对支持屯瓦村民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过程中仍然起着关键性的积极作用。此外,有22.8%的劳动力分别在城市建筑业和服务行业找到了就业机会。屯瓦村民所从事的建筑业并不是在城市里盖高楼,而是修建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由此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出国家前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西部基础设施投入对改善农民就业机会的积极影响。有9.8%的劳动力在锅炉行业之外的制造业中找到了工作,村民主要是在本市的一些化工、水泥、机械工厂里做临时工或合同工。有2.2%的劳动力是在煤矿行业主要是在附近的煤矿上采矿。
三是从劳动力打工的城市分别来看,屯瓦村民自己所在的原平市是打工最集中的地方,占59.8%,到山西省内的其他城市打工的劳动力占35.9%。也就是说,在山西省各城市打工的总比重合计达到了95.7%,只有4.3%的劳动力是在山西省之外的其他城市找到就业机会的。这表明屯瓦村民的劳动力流动与转移具有比较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四是从屯瓦村劳动力开始外出打工的时间来看,在1990―2001年的12年间,外出劳动力占到了历年总外出数的54.4%,是外出劳动力最集中的时期。可喜的是,现在仍然保持着这种良好的态势:仅在2002年和2003年上半年的一年半时间内,外出劳动力就占到了历年外出总数的13%。由此可以看出,屯瓦村村民流动与外出就业的动力和潜力仍然较大。
五是从外出劳动力的年龄分布来看,与大多数相似的研究结果不同的是,屯瓦村外出劳动力多为年龄相对较大的劳动力,其中45岁以上的劳动力群体所占比重最大,为21.7%。这可能与本村的锅炉生产传统是有关系的,因为从事锅炉焊接等工作是需要一定的专业性知识积累的,从事锅炉产品的推销工作更是与经营时间的积累密切相关。从外出者受教育的情况来看,初中文化者所占比重最大,为69.6%,高中和小学文化者具有相同的比重,各占13%。
进一步分析发现,92个流动劳动力中,有77人是通过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各种特殊关系而在城市里找到工作的,占83.7%;只有16.3%的劳动力(15人)是通过市场化渠道而在人才市场上找到工作的。
在通过特殊关系实现流动的77个劳动力中,我们又发现了他们表现出来的关系类型是各不相同的:(1)建立在各自亲属基础上的血缘或亲缘关系对他们实现流动就业的目标具有最重要的作用,有53.2%的流动性劳动力依靠亲戚关系,父系和母系方面的关系没有明显的区别。(2)有32.5%的劳动力是靠那些先期致富的、出生于屯瓦村但现在已经离开屯瓦村而定居于城市里的老乡带出来的。这一点对于那些在锅炉行业和修路行业打工的人而言表现得更明显一些,这中间自然有诸如信任、忠诚等文化因素的考虑。
此外,以同事(主要是原来的或现在的工友)、同学、朋友为主体的业缘关系在找工作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14.3%的劳动力是通过这条渠道而实现流动与转移的。
三、“关系”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回归分析
为了更进一步地说明屯瓦村人口与劳动力流动、迁移与我们所提出的各种关系的联系,仅仅靠我们从几十个农户的抽样调查中所得到的数据是不充分的。而且,当样本数太小时,我们也没有办法作一些相关的数量分析。于是,我们在进行较为详细的抽样调查及深度访谈的同时,也对全村的劳动力流动与就业的情况作了全面调查,得到了全村496个劳动力的比较详细的就业与流动的情况。
根据这样的来自全面调查的详细资料,我们采用线形概率模型(linearprobabilitymodel)对其进行了回归分析。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模型而不是其他更为复杂的模型来作这样的回归分析,主要原因是考虑到我们所取得的样本量比较大(共496个变量),异方差(heteroscedasticity)的影响大大降低;另外,更复杂的模型也会产生更加复杂的计算方法和误差。
本回归模型的一个特点是,大量使用了二分变量(dichotomousvariable)(0、1变量)。具体而言,我们对于分析中所涉及到的变量是这样定义的:EDU:受教育年限;SEX:性别变量:1―男性,0―女性;X1:是否自谋职业,1―自谋职业,0―非自谋职业;X2:是否自己创业,1―自己创业,0―非自己创业;X3:是否同乡介绍,1―同乡介绍,0―非同乡介绍;X4:是否朋友介绍,1―朋友介绍,0―非朋友介绍;X5:是否亲戚关系,1―亲戚关系,0―非亲戚关系。
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年龄对于屯瓦村民是否迁移到外地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回归模型中未包括年龄变量。具体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表略）
估算方程为:Y=C(1)EDU+C(2)SEX+C(3)X1+C(4)X2+C(5)X3+C(6)4+C(7)X5+C(8)
从回归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可以看出,各个自变量的系数都是显著的,而且都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尽管常数项的回归值为负,但这是线形概率模型的常见现象。受教育年限的影响虽然也是显著的,但是其系数较小,每增加1年的受教育时间,迁移到外地的概率增加大约只有0.94个百分点;性别变量的影响要稍大一点,男性比女性平均高7.33个百分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关系的变量都是非常显著的,而且数值也都很大。这表明,各种关系因素对屯瓦村民是否流动和迁移到城市里的影响是很大的,或者说,从回归模型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出了关系在其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从F统计量来看,本回归模型的结果是可靠的,基本未受到一般线形概率模型经常遇到的异方差问题的困扰,这与样本量较大有关系。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回归的拟合优度值也很高,达到了0.75。这也证明我们的回归结果是很理想的。
四、初步的小结
本文以城乡人口流动与迁移为研究基点,运用关系概念的基本理论框架对中国的人口流动及移民这一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了案例分析与探讨。通过研究,我们初步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结论:
1.关系所表达的社会网络结构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一种结构;它既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同时又具有较清晰的边界。这在相当程度上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与特点。
2.从历史上讲,中国是一个人口流动性很强的国家,但同时其人口的流动性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当代又受到了许多限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以来,农民自我组织的人口和劳动力流动与迁移行为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发生,并因此给中国整体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等诸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针对中国人口流动与迁移的自组织特点及其所体现的文化含义,我们感到运用关系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是有意义的。
3.不论是我们所考察的屯瓦村民由婚姻关系所引起的人口流动与迁移,还是因现代工商业发展所带动的商业性人口流动与迁移,我们的实证研究都清楚地表明,关系概念对于解释屯瓦村民从村里向村外的流动与迁移具有比较强的说服力。它既能体现从过去的农村合作社、人民公社等集体主义形式向现代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新的集体主义形式的变异与转型,也能体现过去与现在以及与未来在集体主义精神方面的一致性和一体化倾向。
4.不论是由婚姻关系所引起的人口流动与迁移,还是由工商业发展所引起的人口流动与迁移,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仍然处于比较初期的阶段。可以说,目前屯瓦村民所构筑起的关系网络基本上是一种以强关系为基础的关系网络,弱关系的作用目前还表现得不甚明显。Burt曾经解释说,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处于关系网中的各个个体所受教育不够所导致的:当一个人受教育越多的时候,他的关系网络就会越大,弱关系存在的可能性也就相应地越大;反之,对于受教育较少的人而言,其关系网中更多的只是包括了其亲戚等强关系(Burt,1992)。当然,这是一个因素,但我们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社会的开放度仍然不够,这一点对于农村社会和农民群体而言,尤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