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劳动者都想得到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但对于许多85后、90后农民工而言，平均每份工作的时间却越来越短。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公 众网联合发布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表明，“短工化”已经成为当前农民工就业一个相当普遍的趋势，70后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 4年，90后出生的农民工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甚至不到一年。新一代的农民工，不再像父辈那样埋头挣钱，他们要更高的工资，更多的自由，还有更好的发展。但 这一切，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还不能完全满足他们。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无情碰撞，成为他们动辄炒老板鱿鱼的主要原因。

　　案例一

　　他打了三年工炒掉四个老板

　　流亭邱家女姑社区有一个名为新市民家园的公益组织，这是为农民工提供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在附近一家企业打工的于可祥是这里的一名志愿者。

　　于可祥来自菏泽巨野，今年 24岁。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新市民家园图书室的一张桌子旁站着看书。黝黑的皮肤、端正的站姿让人很容易猜出这是一个当过兵的年轻人。由于户口在农村，于 可祥2009年复员后，未能分配工作，而是当了一名新生代农民工，于可祥说：“三年内，自己换了五份工作，最短的一份工作只干了两个月。”

　　2009年 5月，于可祥从部队复员。第一份工作是在城阳的一家电子元件厂给金属制品镀锌，一个月的工资不到1500元，管吃管住；第二份工作是在广州的一家企业从事 大理石切割，月工资2200元左右，管吃管住。这两份工作，一个要接触硫酸及重金属制品，一个车间内到处都是容易吸入肺部的粉尘，均对身体有很大伤害。于 可祥工作的时间都没超过半年。

　　于可祥的第三份工作是朋友介绍的，在内蒙古的一个露天煤矿开车。两个月后，迟迟拿不到工资的于可祥与老板发生了冲突，只拿着半个月的工资回到了 家。2011年底，于可祥再次回到青岛，在流亭工业园的一家服装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加上加班费，一个月能挣1900元。可是公司不管吃住，除去日常的花 费，最后只能剩不到500元。没几个月，于可祥再次辞职。

　　春节过后，于可祥在城阳丹山工业园的一家工厂找到一份开车的工作，这家企业与他签订了劳动合同，还有五险一金，这在于可祥的求职经历当中是第一 次。单位中午管一顿饭，一个月的工资1700元。钱不算多，吸引于可祥留下来还有一个原因。“这家公司有三个厂子，做服装、食品等，有挺多女工。我年纪不 小了，也需要考虑解决个人问题了。”于可祥说。

　　不过，这仍然不是于可祥理想的工作。“我理想的工作月工资在3000元左右，有三险一金就可以。”于可祥说，现在有一些高工资的工种，一个月能拿到四五千元，不过这些工种，要么需要技术，要么对身体有害，他想拿到这些钱并不容易。

　　案例二：

　　对企业没感情打零工挺自由

　　和“埋头挣钱”的老一代不同，像于可祥这样高频率地炒老板鱿鱼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青岛不算少数。

　　1990年出生的孙强与于可祥一样，同是新市民家园的志愿者，滨州人孙强在青岛打工已经四年了，换了四份工作，最长的一份工作做了一年半。“在 一家工厂工作的时间长了，就想换换环境。许多工作没有大的发展前途，升职得看谁工作时间长，即使升了职，工资也涨不了多少。所以，我对工厂没什么感情，哪 家工资高就去哪，换着厂子干。”

　　频繁跳槽的“短工族”在城阳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市区的一些酒店、超市比比皆是，渐成为流行。3月11日，记者在新市民家园对30名农民工进行 了随机调查，发现半数以上农民工对现在的工资福利不满意，存在着经常换工作的现象，13名90后农民工中有9名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为8个月左右。

　　80后、90后已经成了用工市场的生力军，和老一辈“沉默式”多干少想的打工方式不同，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将“自由”当成了自己的口头禅。

　　邹海洋来自东北，2011年来到青岛，进了一家印刷厂，管吃住一个月的工资能开1700元左右。今年年后，厂子开始跟他们要吃住的钱，扣除这些，一个月只能拿到 1200元左右的工资，邹海洋选择了离开。

　　之后，邹海洋一直没找到固定的工作，便来到新市民家园附近的一个零工市场打零工。“打零工都是当天结工资，兜里揣着钱过日子挺好的。”对于现在的生活，邹海洋显得挺满足。

　　“短工族”、“零工族”的兴起，使得劳务市场迅速发展起来。新市民家园周围兴起了两个大型的劳务市场，在其中一个劳务市场的周围相距百米的地方就能看到五六家劳务公司。马路两侧的电线杆，宣传栏上到处都是各种招聘零工的小广告。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工众网近期发布的一项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显示，“70后”一代农民工的单一工作年限一般超过4年，而1991年出生的受访者 每份工作平均只持续不到一年 。青岛新市民家园1月份在城阳区八个工业园区随机抽样做的问卷调查显示，有34%的人是在做临时工。

　　分析 餐饮、纺织业盛产“短工族”

　　哪些行业容易产生“短工族”？记者了解到，目前在餐饮、服务、保安、生产加工、建筑、纺织、电子元件等一些劳动力密集的行业，员工短工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工资低，活累，枯燥，没前途。”成为众多打短工者的口头禅和重新寻找工作的理由。

　　90后肖宝中专毕业后，进入岛城一家企业成了一名仓库保管员。八小时工作制，一个月1500元的工资，加班有加班费，管一顿饭，管住，还有年终奖、年货钱。这样的工作听起来挺让人羡慕。可是2010年10月，肖宝还是辞职了。

　　“那时我一直呆在公司里，没怎么出去过，成天就那么几个人在一起胡侃，时间长了，感觉人都变呆了。”肖宝回忆。辞职之后，他就成了“短工族”，做过保险推销、礼品的电话直销等工作。

　　“我们每个月离职的员工，70%都是从事营业员、库房等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青岛南洋制衣有限公司负责招聘的孙经理说，他们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人的流动性都很强，一个月会达到10%到30%，大多是因为公司的待遇和环境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

　　青岛市人力资源协会秘书长陈兰涛说，现在的年轻人当中，短工族、零工族渐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是流水线作业，工作较为枯燥，成长性比较差，年轻人很容易厌倦。这些企业滋生了年轻人频繁跳槽的环境，“短工一代”的产生并不突兀。

　　影响 企业和工人都不是赢家

　　“是用工慌，不是用工荒，冷静思考并拿出实际行动的有几个？年初招工信誓旦旦，但遵守承诺的又有几个？”岛城“小陈热线”负责人陈明钰认为短工族的出现，企业和工人都负有责任，企业所占的因素更多一些。

　　陈明钰说，部分企业唯利是图，对于员工不重视，扰乱了用工市场。有的企业招聘时承诺的待遇实现不了，年终福利没有或很少，第二年老员工谁还来 干？“现在的年轻人，企业不在乎他，他们就不在乎企业。如此以往，陷入了恶性循环。企业不敢对员工好，怕一有更高的工资员工就跑，白“好”了；员工不敢对 企业交心，认为企业不尊重他们，交心不值得。”

　　劳资双方互不信任，无形之中，加大了劳动关系的契约成本，短工、零工由此盛行。“本来按月结的工资现在按日结，这是一种退步，不是因为信用缺失是什么？”陈明钰说。

　　陈兰涛说，新生代农民工不断趋于“短工化”，对个人来说不利于技能储备和工作经验的积累；对企业来说，员工流动太快，正常生产经营会受到影响， 创新发展受到制约。“存在少量的短工是合理的，但目前越来越多的短工族出现，说明社会用工制度出现了问题，处于亚健康状态，长此以往，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影响社会效率”。

　　对策 企业得让工人有奔头

　　如果短工和零工的问题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就可能造成工人的流失。青岛汽车北站人才市场的蒋主管告诉记者，现在青岛许多的企业的薪酬与省内其他城市相比，已没有竞争力。

　　陈兰涛说，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流行，会倒逼企业和社会转型升级。企业要想留住他们，需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涨薪空间和发展前景，规范劳动合同、稳定 劳动关系和维护农民工权益等。企业文化建设要跟上企业的发展 ，不能只管员工8小时内，8小时外也要提供丰富的业余生活和有益于职业发展的培训。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甚至去除他们打工的短期心态，长期在企业工作，并进 而转化为本地市民。

　　此外，由于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职业规划意识很淡薄，不利于以后的发展。“这需要政府拿出一定的资金引导，定期组织公益讲座帮他们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帮助他们学会一定的技能，让他们在这个城市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尊重。”陈兰涛说。

　　有企业意识到了这一点。青岛国美电器人事总监孙佩佩说，为了减少员工流动。这两年他们公司每年给基层服务人员涨薪15%到20%，给予工龄长的 员工奖励，打通升职通道，让优秀的普通营业员有晋升店长的机会。“85后、90后有创新精神，是宝贵的资源，是我们的人才‘蓄水池’。如果企业利用得好， 肯定可以与新生代员工实现共赢。”

　　人大代表：

　　农民工扎根需城市助力

　　3月9日19时30分，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组织中国人大网、人民网、新华网等11家网站，联合举办主题为“农民工代表谈履职”的网络访谈。农民工代表朱雪芹、康厚明、胡小燕发表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频跳槽的看法。

　　朱雪芹说，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多的选择，不断选择适合自己、自己喜欢的行业，所以频繁跳槽。新生代的农民工很多不愿意到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去，城市 应该为农民工转型提供帮助，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三个转型”：知识转型、技能转型、生存能力转型。新生代农民工只有有了一技之长才能在城市中有自己的一方 天地。现在很多农民工想在城市安家，放开中小城市、二三线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这对于这个群体是很好的信号。

　　康厚明说，农民工想在城市安家除了自身努力的同时，政府也应对物价、房价进行宏观调控，加大力度提高农民工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标准。

　　此外，全国人大代表，青岛港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常德传在一次采访中说，现在的农民工有理想有抱负，他们不仅需要在生活上有所改善，而且需要自 身价值的实现。企业应该为农民工打造各种平台，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价值，让他们看到实惠、有奔头。同时，常德传认为，要彻底解决农民工身份问题，还需要政府 出台政策配套体系，“一方面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必须改革户籍制度，让有意愿、有条件的农民工落户城市，真正成为城市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