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向中西部回流已成趋势。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方是破解“民工荒”长远之策

　　《新世纪》周刊 记者 张艳玲 周琼 特派台北记者 唐家婕

　　“家乡工作好，收入也不少”“年年往返、长途花钱还受累，留在重庆、节约路费不受罪！顾好家、看好娃，宜居重庆享安康！”

　　为了留住农民工在本地就业，“破五”之后，在重庆落户的英业达、富士康科技集团等公司，就打出各种煽情标语，到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招工。

　　不独重庆，四川、湖北、湖南、河北、安徽、河南等以往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劳动力转移输出的数量也正在减少。仅湖北，今年预计至少减少劳务输出100万。

　　与此同时，东部也通过“提高工资、待遇、过年发红包”等方式挽留农民工。正月初六，上海出动了近400辆大巴赶到安徽、河南、湖北等地接回农民工。

　　政府的角色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重庆、湖北、湖南、广东等地劳动部门纷纷召开“春风行动”招聘会，弥补企业用工的缺口。在中西部地区，帮企业招工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基层政府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招工指标，四处奔波。“与政府和企业的积极相比，农民工仍处于观望和比较状态，招工很难。”重庆市江津区双福新区管委会宣传科干部杨胜欢告诉本刊记者。

　　种种迹象表明，新一波“招工难”正在蔓延。与往年东南沿海地区的“用工荒”不同，今年中西部也普现用工紧张，加入到争抢农民工的行列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认为，“民工荒”已成为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现象。中国社科院学者都阳对本刊记者说：中西部也争抢农民工，表明在产业向内地转移过程中用工需求增加；由此带来的用工短缺，不仅是结构性的，也是普遍性的，未来短缺将进一步加剧。

　　全国普现“招工难”

　　“今年园区引进了全球最大的键盘商，需要岗位2500个，加上园区其他企业，总就业岗位在8000个左右。我们专门组织了招聘会，但只招到700多个工人。”重庆市江津区双福新区管委会宣传科干部杨胜欢很无奈地说。

　　由于富士康、英业达、广达等电子企业的落户，2011年重庆新增10万用工岗位；在劳动力大省河南，部分企业也面临招工难的“窘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春节前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广东、浙江和福建的部分加工业集中的地区，用工短缺大概在10%左右，其中广东有近200万人的缺口。

　　“去年这个时候，95%的人都回工厂上班了。”广东省金进鞋业(东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金阳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工厂里还很冷清，对比强烈。湖北省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13日，湖北省工业企业未开工率仍有11.2%，其中，纺织类企业未开工或设备运转率不高，主要原因为“招工难影响正常生产”。

　　“普工荒”仍是摆在企业面前的难题。富士康重庆分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刘芝波告诉本刊记者，今年富士康在重庆有4万个就业岗位，主要是一线普工。

　　在东莞，王金阳的鞋厂最缺的也是“有技术、会做一些花样的普工，而技术员和管理人员倒还基本能招到”。

　　农民工向中西部回流已成趋势。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负责人翟燕立告诉本刊记者，今年和往年相比，在用工趋势上没有大的变化，有效劳动力供给潜力仍在不断缩小；但全国企业的就业岗位增长了15%左右，中西部增长较大，增幅在25%。

　　河南省劳动厅劳务输出处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已达2363万人，新增105万人，其中省内新增劳动力120万人。该处处长吕志华告诉本刊记者，这说明新增劳动力都留在省内，原本流出的农民工也出现回流现象。

　　翟燕立认为，随着产业从东南沿海向内地转移，中西部就业岗位增加。尽管东部收入较西部地区仍高20%左右，但东部地区消费高，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而在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离家近，这些因素促使一些人选择留在家乡，最终中西部地区实现用工平衡。

　　他告诉本刊记者，中西部省份花大力气留的对象主要是青壮年，用工要求高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截留”农民工的情况在去年局部地区出现，今年成为普遍现象。中西部地区政府从最初跟东部地区合作、积极输送农民工，到现在“积极截留”，政府角色的转变体现了本地劳动力需求情况的变化。

　　“整体性短缺”趋近

　　东部、中西部地区争抢“农民工”，意味着农村有效劳动力供给潜力进一步减小。用工荒从结构性短缺向整体性短缺的趋势，进一步加剧。

　　早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蔡昉就提出，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老龄化趋势正在显现，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结束，劳动年龄人口占主导而带来的“人口红利”也将消失。

　　蔡昉表示，“民工荒”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快速增长所形成的劳动力需求。他曾预计，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再增长，第一次人口红利也将在这一时间段前后消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贡森在调研中发现，经济持续增长，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在产业转移中就业需求增加；东西部工资差距不大，加之农民工留在家里便于照顾家人等难以计算的成本，促使中西部农民工回流。

　　据本刊记者了解，在河南、安徽等地，留守儿童出现的“代管不严、缺少关爱”等问题，使很多“80后”父母不愿再外出务工。

　　贡森指出，当前全部农村劳动力有4.7亿人，转为从事非农产业的已有2.3亿人，继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有2.4亿人。他认为，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刘易斯第一拐点”已经到来。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向短缺转变。“刘易斯第一拐点”是指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而在“刘易斯第二拐点”，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形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科所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室主任张丽宾则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劳动力总量仍处于上升趋势内，“刘易斯拐点”到来还有待时日；目前表现出来的“用工荒”还是阶段性和结构性的，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加剧，增加了企业招工的难度。

　　富士康负责招工的刘芝波的观察，支持了张丽宾的看法。她在招工中发现，新生代的农民工表现出与老一代不同的特点，“他们更想工作得舒服些，不愿意多加班，流动性也强”。

　　张丽宾还认为，中国目前并不缺少劳动力总量，一方面是青壮年的农民工短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率高，企业招不到人；但另一方面，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中老年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因此中国目前仍然是结构性短缺，“招工难”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匹配。

　　吕志华也认为，企业一般要求招年轻工人，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工，因为没有技能，企业没有合适的岗位提供，只能被辞退。事实上，在河南仍有800万没有转移出去的劳动力。

　　求解招工难

　　东西部均现“招工难”，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当前的劳动力总量还在增长，后备的劳动力仍有增加潜力。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整体趋势发生改变情况下，政府和企业需调整角色，打牢基础，方能度过当前被动局面。

　　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民工荒”最先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2008年底全球的金融危机，使“用工荒”暂时变成“就业难”，大量农民工从东南沿海地区提前返乡；但到了2009年下半年，“民工荒”以更大规模再现，并不再局限于东部地区，成为中西部和东部地区普遍面临的困难。

　　翟燕立分析指出，2010年农民工工资性收入上涨15%，2011年预期工人工资继续上涨15%-20%。但这只是体现了生活成本的上涨，还没达到分享社会成果的层面。

　　他认为，如果人员动态平衡，薪酬应该等于生活成本上涨和经济增长之和，人员供给才会比较多。现在企业提高工资犹犹豫豫的，生活成本上涨却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在劳动力供给上，工资的薪酬体系没有很好适应社会增长，影响了农民工供给。

　　都阳认为，整个劳动力市场都处在不断的调整过程中，企业招不到人，就可以通过调薪等方式，以吸引更多的人到劳动力市场上来。

　　但贡森指出，目前全球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利润空间有限，大幅度提高工资不可持续。如继续提高工资，企业将向劳动力便宜的地区转移。

　　台北经营管理研究院院长陈明璋也告诉本刊记者，台湾企业已经有了设立经济特区引导企业回流的倾向。他预计，“今年可能有2%-3%的台商关门大吉，就算没倒，也是会有15%的台商要紧缩”。

　　在成本考量下，“民工荒”被认为是倒逼产业升级、转型的契机。吕志华也发现，当前并没有适应大龄普通劳动力的岗位，这使得农村劳动力不能完全转移。他认为“企业应该改变用工结构，为年纪大的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陈明璋指出，过去台商刚到大陆投资，看中的是大陆劳力成本低，适合劳力密集型产业发展，但这种状况已经改变很多。面对最低工资提高带来的成本负担加重，台商首先应该将本业技术升级，用先进机器来替代人工。

　　翟燕立也认为，政府、企业、农民工要看到人口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带来的变化。政府要调整行为，实现全国劳动力供求信息共享和有效的沟通，在全局平衡劳动力；要增加劳动力技能培训，改变现有的应试教育方式；企业要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思路转变，通过薪资、工作条件吸引人，还要考虑机器代替人的技术升级。

　　中国社科院学者蔡昉认为，“第一次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虽然转换了就业结构和就业身份，但其消费模式、社会身份没有转化。在这样的格局下，他们的消费贡献、对社会公共服务以及城市居住设施提出的需求，还没有被充分挖掘。

　　因此，推进城市化，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可以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此外，通过发展教育培训，延长劳动人口年龄等方式，在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下，挖掘出新的经济增长源泉。这些才是破解“民工荒”的长远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