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也将迎来重大的历史机遇。无论是从农村的改革发展还是我国的发展方式转变来看，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都至关重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出，“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应当成为“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本期对话正值“十二五”开局之年头一期，我们特意请迟福林教授来详细阐述一下他的主张，展望“十二五”期间农民工市民化的可行性与重大意义。

主持人：您曾经提出“十二五”时期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但是也有人认为，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只有25%左右，“十三五”时期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对此您如何看？

迟福林：我认为，“十二五”是有可能使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的。

第一，有条件的农民工指的是有相对稳定的工作、有固定居所、有留在城市意愿的人群。按照这个分析，“十二五”有60%左右的农民工是有条件实现市民化的。

第二，从实践层面看，农民工市民化已经取得一定进展。目前，浙江嘉兴市建立了新居民事务管理局，本市所有人口都纳入居民管理，基本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江苏无锡市把流动人口的服务同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基本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湖南长沙市流动人口占50%左右，现在当地政府也开始把农民工市民化纳入到城市的整体发展规划当中；北京教委负责人也对外宣布，三年之内将 100%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

第三，农民工市民化的时间和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工市民化是大势所趋。有人说15年都解决不了这一问题，但如果把这个问题再留15年，不仅会对扩大消费需求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也将使社会稳定受到很大的影响。现在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风险大多同农民工问题间接或直接相关。

主持人：我们知道，“十二五”发展的主基调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农民工市民化在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迟福林：农民工市民化，实际上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只有放在发展方式转变这个大背景下考虑，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判断和对时代发展趋势的判断才能达到一致。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发展导向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发展阶段和社会突出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过去以总量为目标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发展导向逐渐从经济总量转为国民收入导向。具体表现为三大转变，即由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由工业主导转向城市主导。从发展导向转变趋势和现实情况看，我国应当把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作为“十二五”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政府转型的约束性指标。

主持人：农民工市民化应该把握哪些重要原则？

迟福林：农民工市民化应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实现包容性增长，应把握几点原则：一是身份要平等。有关调查显示，农民工平均工资大概只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0%左右，有的还不到40%。从社会保险参保率看，有些地区农民工的平均参保率只有40%-50%。因此，在确保进城务工人员身份平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二是机会要平等。重点保障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尽快把农民工纳入所在城市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三是发展要公平。在我国，无论是市场环境还是社会环境，农民工都难以得到公平的待遇。据统计，农民工自办、自营的企业，到目前为止只有6%左右，并且近几年还呈下降趋势；在融资方面，现行金融体制下，95%以上的农民工得不到贷款支持。

主持人：我们知道，在新形势下，着力扩大消费需求，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农民工市民化在这一过程中，将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迟福林：实现发展方式转变，首要问题是在“十二五”时期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格局。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引起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外部市场的变化、全球气候的变化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这三大变化迫使我国要做出战略性选择。从内部环境看，现行的发展方式造成了粗放型增长和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只有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格局，才能主动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新形势。

农民工市民化有助于拉动城市消费，促进我国形成消费主导的大格局。农民工市民化以后，其消费开始往城市集中。麦肯锡咨询公司曾提出，2005-2008年，中国2.4亿流动人口的消费量相当于创造一个德国2007年的消费总量。一般情况下，按照大中城市的标准，中国每增加一个市民，固定资产投资至少增加50万元。如果“十二五”期间能够实现60%左右的农民工市民化，我国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7万亿元人民币。

为此，我国应该从投资和生产大国逐步转为消费大国，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重视农民工的作用，重视农民工市民化对国内消费的影响。例如，通过实现有保障的社会福利制度，改变农民工的消费预期；通过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服务、农村信贷金融，扩大农民工信贷渠道，改善农民工消费环境。

主持人：我国现在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2010年10月，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在出席《中国发展报告2010》时透露，城市化的下一步重点将确定在“农民工市民化”上。您如何看待农民工市民化在推进城市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迟福林：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时代。根据同类发展水平国家的标准，我国的城市化率至少滞后工业化率15个百分点。城市化既是解决国内消费需求的一个主要载体，又是调整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未来5-10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60%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从而形成城市化主导的一个新的格局。加快城市化进程关键在于农民工市民化，即以农民工市民化来带动城乡一体化。但在推进城市化进程当中，以土地换社保、换户口等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十二五”期间“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应当作为“十二五”政府转型的约束性指标。对此，您有什么具体建议？

迟福林：一是把农民工市民化作为政府的公共职责，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建立以中央和省级政府为责任主体、市县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和管理的分工体系，为“十二五”农民工市民化提供财力保障和组织保障。

二是把政府土地收益的一部分用于解决农民工基本住房保障问题。将农民工纳入居住地城镇居民住房保障范围，建立符合农民工实际需求的住房公积金制度。

三是保障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尽快把农民工纳入所在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农民工和所在城市户籍人口统一、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并把农民工纳入所在城市就业、失业统计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