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通过文化留人已不是企业的独自尝试,政府也通过发文的形式,试图将这一举措执行开来。

今年6月,广东省召开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电视电话会议。省委书记汪洋在会上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只关注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水平的提高等一些“物”的问题,而要把以人为本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把关心人、注重人文关怀、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纳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

7月,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强人文关怀改善用工环境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改进企业用工管理、健全劳动关系协调处理机制、改善用工环境等多方面内容。

薪资待遇留人

如果说文化留人留住了员工的心,那么待遇留人则留住了员工的根。

但要做到并非易事。东莞业基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基”)的高级技术经理杨秀煌透露,在服装纺织行业,从2004年起,毛纺织产品几乎没有提过价,但原材料、运输等成本却翻了一倍。要给员工涨工资并不容易,因此提升产能,把蛋糕做大是唯一出路。

提升产能的方法就是运用先进技术实行流程再造。业基尝试应用更多自动化设备对毛衫生产从织片、缝盘、挑撞到洗烫的全程改造。通过分析,运用新设备对生产流程改造后,各个环节的生产工序效率提高。

产能提高的同时,对员工的需求也从200人下降至84人,减少下来的58%用工需求一方面缓解了劳工紧缺现状,同时也使企业有更多的收益用以提升单个员工的工资。在业基,近两年来员工工资平均增长20%,这得益于产能提升带来的反哺效益。

良好的薪资状况无疑是企业留人的最好砝码,业基的员工流失率一直保持较低水平,而在公司内部的一份问卷调查也显示,吸引员工留下来的最重要因素中,“公司经济状况良好”被排在了第一位。

事实上,通过技术改造提升效益从而反哺员工,已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趋势。

在多宝针织(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称“多宝厂”)的一个车间内,满是整整齐齐排列的电脑针织机,工人很少。工人宁加兴说:“我们只要把毛线放上去就行了,这些电脑针织机会自动织布。我们一个人可以同时操作8台电脑针织机,不一会儿,就可以织出一大堆布。”

据该厂有关负责人介绍,像这种全自动电脑针织机,多宝厂现在拥有1400多台。采用这些电脑针织机织布,不仅产品质量稳定,品种多样,而且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单位产量是手织机的15倍。

对工人们而言,生产效益直接表现在工资上。20岁的江西赣州女工李艳来多宝厂两年,她说这里吸引她的原因是工资相对较高。“平均算下来一个月能拿到3000元左右,而在同行业其他厂工资则在2500元左右。”

毛织行业员工流行性大,但多宝厂的有关负责人透露,“我们厂30岁以上的员工很多,全厂所有员工中有一半是2001年开厂时进厂并一直干到现在的。”

个人价值留人

在晶苑集团朗贝工业园人力资源部经理张会明看来,今天的劳工短缺问题,其实不仅集中于某个行业,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刘易斯拐点”的短缺,而是劳动力结构不平衡的表现。“企业想要的人没有,但外面还有一大把人没有就业。所以不是没有人,而是结构上的不平衡。”

张会明所指的,便是企业对具有一定技术程度的高级技工的短缺。随着企业升级换代不断加快,更高级的生产机器对员工的技术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于是以往的流水线上简单重复的劳动被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价值,因而对工人的价值认定也发生了转变。

而对于工人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意识崛起也从另一个方面呼应了这种需求。

1990年出生的谢菊芳似乎能代表新生代农民工的想法。2008年,她从家乡梅州来到东莞市东坑镇一家电子厂打工。“每天的任务就是做线路板,在流水上像机器一样。”谢菊芳认为这样重复简单的劳动没有出息,“被人看不起,也没有前途”。在她看来,有前途的工作是能让她学到东西。于是在电子厂做了半年,她便跳槽去一家奶粉品牌公司作销售,“因为服务行业见识广,能遇到不同的人,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做了两年销售工作的谢菊芳如今对行业发展颇有认识,她说她的同龄人已经很少人能习惯流水线上乏味的操作,她们选择行业已不再像父辈一样仅为了谋生,“兴趣、前途,能不能学到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多宝厂的工人李艳就为自己的技能感到自豪。她对自己目前的薪资状况感到满意,她的工资比附近电子厂的工人工资要高,她认为这是自己的技术带来的。在多宝厂工作两年,作为缝盘工的她如今能熟练掌握多种缝盘技术,“那些流水线上的工作是每人都能做,但我们这个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还需要时间磨练。”李艳说她以后即使离开多宝厂,靠这门技术也能顺利找到下家并得到不错的待遇。

因此在叶海智看来,采取措施使员工提升专业技能是企业当前的必要之举。员工专业技能的提升一方面为企业提升生产效率提供了支撑,另一方面也使员工的个人价值获得提升,从而实现了留住工人。

杨秀煌透露,目前在业基,对员工的培训已成为常规。除了内部培训以外,公司还常常组织员工走出去,学习其他企业的先进经验。此外,除了对员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以外,对英语、粤语等语言培训也时有开展。

社会资源留人

尽管企业采取的多项措施成效凸显,但张会明始终认为,仅凭企业的一己之力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劳工短缺问题。

“有些员工离开,并不是因为企业待他不好,我们做了大量的员工关怀活动,做了大量的技术改良,减轻劳动强度,减少工作时间,令他们工作舒服一点,收入高一点。但有许多社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比如子女的教育问题,小孩不能上学,我们能解决多少?”

在中国,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被普遍认为是阻碍其长久居留的根本制约因素。但对于这些问题,显然靠企业无法解决,于是企业、农民工、以及社会都在等待政府的动作。

事实上东莞早已在这一问题上不断发力。

在社会保障方面,早在2008年7月,东莞打破户籍界限、城乡界限、用工性质界限和制度界限,建立全市统一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全市参保人统一制度、统一标准。同年10月,又设置社区门诊医疗保障。新莞人每月只需缴纳约5元的保费,就可得到不设最高支付限额、不限就诊次数的基本医疗服务,医保支付比例达70%。至此东莞基本医疗保险已不存在新、老莞人的区别。

截止2009年底,接受新莞人参加社会保险达1280.34万人次。同年,政府将新莞人住院医保的年最高支付限额从4万元提高到15万元。

在教育方面,东莞市从2009年开始,新莞人子女入读公立学校采用积分制,这道门槛每年也呈递减之势,今年新莞人子女“缴纳5年社保直接入读公校”的政策内容被删除。自办法出台后,已有逾13万新莞人子女入读公校。

在户籍方面,今年东莞推出的积分制入户,被认为是户籍管理上的破冰之举。同时,《关于进一步加强新莞人服务管理工作意见》出台并实施,意见通过制度的深化和细化,要求各级各部门关爱、善待新莞人,并结合广东省关于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要求,大胆解放思想,简化办事手续,为符合条件的新莞人解决入户难老问题。

通过社会资源留住人才方面,东莞一直在努力。

■延伸阅读

农民工市民化或破解劳工短缺

更为稳健的薪资待遇体系,更能凸显个人价值,户籍制度、医疗保障、教育保障等社会保障的去藩篱化。当前东莞的留人措施,似乎与学界讨论已久的农民工市民化趋势不谋而合?

学界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农民工”已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优势,使其在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和生活方式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和社会过程。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刘传江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包括四个层面的涵义:一是职业由次属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首属的、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二是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市民化；四是农民工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

根据这一理论,目前在东莞,当前发生的一切似乎预示着农民工在向市民化的方向行进:不断规范的用工制度以及趋于规范的劳动力需求市场已把来莞务工的农民工转化为首属的、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而“新莞人”身份认同的转变以及积分入户的推行也试图推动在莞农民工身份逐步由农民转变为市民；通过企业和政府不断加强的农民工职业技能等各项培训正在不断提高农民工的自身素质；而在城市生活的大部分农民工显然已经逐步习惯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一点,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尤为明显。

因此就劳工短缺现状而言,有观点认为,若能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稳定下来,使其市民化,则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市场,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这种观点也得到了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师郑广怀的基本认同。

郑广怀认为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需要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逐步完善。户籍问题、社会保险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这些众所周知的问题不是一两天就能解决的。”

根据他所参与的研究,以社会保险问题为例,目前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中,养老保险覆盖率是37%,工伤保险为54%,医疗保险为43%,失业保险为18%,生育保险为14%。郑认为,如此低的保险覆盖率对市民化进程是重大挑战。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当前东莞地区出现的企业和政府一系列改善农民工境况的措施只是在劳动力短缺情况下,市场的逻辑引发的倒逼现象。而并非真正自然意义上农民工市民化的主动发展。他甚至认为,“市场上劳动力一旦恢复,是不是企业和政府就不这么做了?”

此外,郑广怀对未来农民工群体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表示担忧。他认为在风险意识上,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有滑落的倾向。“他们花钱比父辈厉害,但缺乏相应的风险意识。根据我们的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只占44%,因此在市民化问题上,如果只放开户籍管理,没有配套措施,势必产生很多社会问题。”

而刘传江也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问题提出了现实挑战。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来,第二代农民工因为他们的效用和目标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缺口”而出现“民工荒”现象。

而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去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在他看来,第二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急网络的保障。

因此在刘传江看来,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既是社会稳定的必要,也是解决劳工短缺问题的必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认为,“如果农民工消费能从农村消费转型为城市消费,那么,他们的人均消费水平将提高1.8倍。此外,其对住房、医疗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需要都将构成扩大内需的强大动力。”这样看来,似乎强大的消费市场又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满足转移到城市的农民的就业需求,以此形成一个良性的反哺效益,最终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