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就业的现实压力仍然很大
记者:去年以来就业形势全面好转,劳动力市场供需两旺,局部地区岗位空缺数量超过求职人数。有人说,我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的状况正在终结,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就业是否从此可以“高枕无忧”?
信长星:判断形势要看全局,看大势。
随着经济回升向好,企业用工需求增加,当前确实在局部地区再度出现了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就业压力依然很大。
“十二五”时期,我国人口将达到13.7亿人,劳动力资源将达到高峰。城镇平均每年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大约为2500万人,与“十一五”相比,不是少了,而是多了100万。而综合考虑继续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城镇化加速、服务业加快发展等有利因素,以及出口趋缓、结构调整产生新的失业等不利因素,即使经过努力,城镇新增就业规模继续保持在900万人以上,再加上补充自然减员,两项加起来大概在1200万左右,供求缺口还是很大。所以说,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切不可有丝毫松懈,更遑论“高枕无忧”。
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的规模也不小。有的学者估算农业富余劳动力还有1.2亿,保守的估算也在七八千万人以上。这既是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优势的潜力所在,也是一种现实的就业压力。
我也一直关注着学术界关于“刘易斯拐点”的研究,这对判断一个较长时段的就业形势无疑有启发意义。不过,我更关注的是现实就业压力。从现实来看,尽管当期新进入劳动年龄段的人口增速下降,但总量还在增加。何况,就业工作所面对的主要并不是当期新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因为进入劳动年龄与进入人力资源市场是有时间差的,中间隔着继续接受教育这样一个延后的过程。尽管当期新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增速有所放缓,但由于“十一五”时期入学的大批高校毕业生陆续进入市场,再加上其他青年劳动者和失业人员以及农村转移就业人员,现实面对的总量压力还是相当大。
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强调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正是基于对现阶段就业特征的准确判断作出的。
记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的主线。这一过程对就业有哪些影响?我们看到,去年以来,各地淘汰落后产能已经造成了部分岗位的流失。
信长星:就业状况如何,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状况。经济发展是拉动就业的火车头。从长远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也必然会有利于扩大就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更优化,有利于增强就业弹性,使同样的经济增速拉动更多的就业;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会创造大量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岗位;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同样也有利于拉动就业增长,提高就业质量。
当然,加快转变是个过程,对就业的影响也会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在转型升级、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部分岗位要消失,有一部分人员会暂时失业。
“招工难”是一种结构性短缺,市场正引导用人主体和求职主体做出积极调整
记者:局部地区的“招工难”已连续几年出现。特别是今年,一些企业不仅招不到技工,普工也招不满。许多人看不明白,为什么“招工难”“就业难”同时存在?
信长星:“招工难”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指的是就业中的“结构性短缺”问题,反映的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
市场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加之供求失衡,所以就会出现结构性失业问题,这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都会存在,只是程度不同、特征不同、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招工难”不是新问题,前些年就在沿海地区出现过,这次又有了一些新变化。据我们对16个用工大省的调查,招工难企业的行业和岗位特征非常明显:一是东部地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通操作工招工不足;二是机械电子制造型企业技能工人招工不足;三是薪酬待遇较低的企业招工不足;四是有的中西部地区因承接产业转移,发展较快的行业在短时期内也一度出现了招工难。
出现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企业用工需求旺盛;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在增多,吸引了一部分农民工在当地就业;随着强农惠农政策的完善和落实,务农收入增加,吸引了一部分人返乡务农,或在当地转移就业。
从另一方面看,它也反映出劳动力素质结构还不适应就业市场需求,技术工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反映出一些企业的薪酬待遇、劳动环境、用工方式与变化着的劳动力供求格局不相适应,与劳动者的就业愿望、收入预期和职业发展预期不相适应。
总之,招工难现象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既带有结构性特征,也具有摩擦性失业的特点。
记者:如何缓解这种结构性短缺呢?
信长星:针对春节前后就业结构性矛盾的突出问题,我部最近专门下发了一个通知,提出及时发布供求信息、建立健全企业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6方面的措施。
从长远看,实现劳动力供求的动态相对平衡还是要靠市场的力量,必须坚持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市场是最有力的、也是最灵敏的指挥棒。市场会不断地引导用人主体和求职主体做出调整。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一些积极信号,比如,一些城市开始产业转型升级,一些加工贸易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过去是大批劳动者涌向沿海地区寻找就业机会,现在是生产资料到中西部去寻找劳动力,这不正是源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吗?同时,一些企业在积极改善劳动环境,加强人文关怀,适当提高工资待遇,以增强企业吸引力和凝聚力,稳定职工队伍。这些都反映出我们的经济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
总量继续增加,大学生就业不轻松;起薪不高不等于“脑体倒挂”,大学生上升空间大
记者:一些企业招不到农民工,但同时,大学生就业难越来越突出。对此,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青年失业本身是世界性难题,没什么稀奇;有的说,大学生不是就业难而是择业难;有的说,这是经济转型中的问题;还有的说,是部分大学生所受教育和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对这些说法,您怎么看?
信长星:这些因素可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青年失业的确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国外也普遍感到这是一个难题。上世纪90年代,我们和欧洲一些国家交流时,人家谈论最多的就是青年就业难,我们还感到有些“话不投机”,因为当时我们面临的主要是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而现在我们也在面对青年人就业问题了,并且是首位的问题。
分析大学生就业,我们还是要先看总量的变化。本世纪初,高校应届毕业生数量是160多万人,到2005年增加到330多万,今年达到660万人,预计今后还会逐年略有增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所面对的就业总量压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出现就是因为毕业生多了。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总量增长背景下供需之间存在某种结构上的不对称,这需要有一个逐步调整和适应的过程,是阶段性问题。这其中还有大学生就业意愿和岗位不匹配的问题。比如,在企业有不少紧缺的技术工种,但很多大学生不愿干,或干不了。不愿干是就业意愿问题,干不了是因为缺乏相应技能。大学生对就业普遍有着较高的期望值,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有一个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引导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其到基层就业,先就业再择业;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引导用人单位提供更多适合大学生的岗位,并且鼓励和扶持大学生创业。
记者:2011年预计高校毕业生数量增加到660万,加上往届未就业的毕业生,总量更多。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年大学生找工作更难了?
信长星:总体上确实不轻松,但我对就业前景还是抱有充分的信心。
首先是国家高度重视,放在促进就业的首要位置,出台了一系列引导扶持措施。其次,目前高校也在根据市场状况调整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法,将对今后的大学生就业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随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高端服务业、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有望创造更多适合大学生知识结构及就业意愿的岗位。
另外,大学生毕竟有着年轻、文化水平高、综合素质好的优势,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属于竞争力强、适应性强的群体,就业领域还是比较广的。
记者:最近有份研究报告指出,高校毕业生起薪和农民工月薪越来越接近,而且出现“年薪十万”的农民工。有人说“新脑体倒挂”出现了。
信长星:得出这样结论恐怕有失片面。
同样的起薪,二者在增长速度、上升空间方面有很大区别。虽然大学生首次就业收入不算高,但这种状况常常是暂时的,伴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能力的提升和职业的发展,高学历群体的就业质量会有更好的表现。正如有人比喻的那样,一个送水工月薪2000元,5年后他可能还在做类似的工作,而且还可能拿着差不多的工资,而大学生5年后的收入则往往是另一番光景。
我们也不宜拿个别现象做对比。“年薪十万”的农民工可能有,但肯定是极少数、极个别的。如果看总体、看平均水平、看发展空间,受教育程度和待遇还是成正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