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和农民工输入的未来，其焦点就是在诸如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在上海谈农民工的输入问题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中央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方案，是强调将未来户籍改革的重点放在中小城镇，而大城市则需要考虑其承载力。我将从这里破题，谈谈我们是否应该以承载力为理由来限制外来劳动力进入这个最发达、收入最高、就业机会最充分的城市——上海。

农民工为什么要进城？

农民为什么要进城？其基本原因在于提高收入。中国经济结构是典型的发展中的二元经济，即同时存在落后的农业部门和以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部门。农业部门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就是土地，而农业的性质决定土地在生产要素中作为一种投入品，其投入数量是很难改变的。在土地给定的情况，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必然是过剩的。在城市经济中，工业和服务业，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是资本，而且其增长是无限的。这就决定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是农业劳动力通过结构转换进入城市并以此提高自己收入的唯一途径。

现在很多研究农业问题的专家，以及部分政府官员仍然认为农业劳动力的出路在于把农业搞好，这是违反经济规律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在农业劳动力占有整个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情况下实现的。

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问题，即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中的规模经济，可以提高人们的收入，而且其提高幅度与城市规模有很大关系。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总结，城市规模经济的来源主要有三：即分享、匹配、学习。

分享，是指经济发展中的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发展中总是存在固定的投资，如果规模越大，那么初始的固定投资就越被平摊。城市发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也有这样的性质。上海地铁线路不断增加，未来完全有可能成为地铁总长度最长的城市。上海的人口规模，分摊了地铁的建设成本。当地铁达到这样的密度( 城市市中心500 米内必有地铁站)，人的生活方式就会改变，经济结构中的服务业发展也更加便利。

匹配，既出现在生成部门，也出现在消费部门。从消费部门来说，最高品质的服务，一定在最大规模的城市，因为每个生产者可以专业化，可以与消费者品味的多样性匹配。世博会放在上海来搞，如果放在一个中等城市，这么大规模的投资下去，来参观的人不够多，你怎么弥补掉这个成本？这也是规模经济和匹配的一个重要体现。

再就是学习。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还是想到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甚至你告诉他在大城市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两千元，房租都要花掉一千元，他还是要留在大城市，为什么？因为在大城市，他预期到自己的收入会很快增长。所以，他的决策是从整个一生的收入考虑的。为什么大城市收入增长会比较快？大学生会告诉你“因为机会多”。他可以找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职业，可以吸收各种各样不同的信息和技能，所以，收入增长得就快。这在经济学中称之为“干中学”。对于农民工来讲，进城打工，到理发店，到餐馆，也有学习效应。同样一个做家政服务的，由于在大城市的人的收入水平比较高，对于这种特定服务的需求就会高，需求高，这个特定行业的收入也会相应提高。这在经济学中就叫做“外溢效应”。

农民要进城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为公共服务。中国公共服务的提供，有一个特征与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大量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是在地方财政的基础上建立的。特别是在发达的地方，因为财政可以自给，所以，公共品的提供是以地方财政为主。这就造成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有非常大的不均等。现在中国公共服务的提供，有一部分是与户籍挂车模热缢担逃鸵搅疲坏牵匀挥泻芏喙卜务无法与户籍挂钩，比如说，地铁、城市的绿地、绿化，到大城市，农民工可以分享这种服务。

在对农民进城认识上的误区

现在讨论到农民工未来出路和中国城市化路径时，经常会有一些误区。

第一个，很多人认为，“改善农民生活，要靠村建设”。村建设要搞，过去我们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太不够了，特别是当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出农村时，农村在养老、教育、医疗公共服务方面，的确有缺失，所以，中央财政加大投入，这是对的。但是，根据前面我讲的那些经济学道理，这不是解决农业劳动力的根本出路。根本出路还是要进城，要通过城市的发展来解决农村的问题，要通过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来解决农业的问题。

第二个经常用来阻碍农民工进城的说法是：“农民工现在进城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你看房子这么贵，别说农民，连普通白领都买不起房。”这不是农民不要进城的理由。因为中国今天的现状与很多具体的政策的失误有关系，是与公共政策的缺失有关系。为什么城市建设用地供给的管理如此之严？特别是在大城市，显得尤其严？越严，大家越是预期房价要上涨，于是房价涨得就越快。与此同时，政府在土地在转让过程中获得的大量财政收入，有没有投入相应的住房提供？如果政府获得土地出让金能够投入相应的公租房，市场价的公租房(我个人不太赞成提供经济适用房)，或者是低于市场价的廉租房，那么，房价就会得到有效的控制。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农民在农村里面所拥有的宅基地的使用权，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一个市场机制来客观评价其市场价值的。如果存在宅基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充分体现其价值，当农民工进城时，如果他决定这辈子不再回农村，就可以把这个宅基地得到的价值用在城市安居——哪怕是买个小房子也好，租个房子也好。

在我看来，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公共服务没有覆盖到农民，才使得他们进城的成本如此之高。我们应该是解决这些政策上的障碍，而不是以此为借口说：不让农民进城。

第三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认为，而且凭直觉这句话肯定是对的：“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每年新增人口都在20 - 30 万之间，这样庞大的人口进来，上海当前已经如此拥挤，污染又严重”。其实，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城市发展、收入水平上升过程中，没有拥挤问题和污染问题的。只有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政策去缓解这些问题，而且事实上是可以做到的。比如我们不能指望通过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来解决污染问题。恰恰相反，有的时候当人口规模增加之后，反而有利于控制城市污染问题。人多了，地铁发展起来了，大家不开车或者少开车，或者说至少进城市的市中心少开车。一个普遍的规律是，世界上越大的城市，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就越高。而服务业比重高，所谓绿色工作，即有利于环保的服务业里面的工作的比例，也相应会上升，该城市的环境就得到了保护。

第四个误区，是现在很多制定农业政策的官员经常讲的一句话，那就是“土地是社会保障”。应该说，土地是社会保障，是在政策出问题的情况下，农民不得不有的一个选择。如果农民进城以后，在城市获得就业的同时，也能享受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那他们为何还要拿土地当社会保障呢？所以，是制度出了问题。直到今天，在农村，土地的使用权也不能当作一个抵押品。我到农村调研问农民，你们把土地抵押之后就流离失所了，没有社会保障，你们认为是这样的吗？农民回答说，城里人也可能做生意做输，导致没地方住，为什么他们就可以拿他们买的房子去抵押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把农民当作智力不足、不懂得怎么管理自己的资产的人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资产，大大方方交给他们，让他们去管理呢？即便农民真在管理这个资产的能力上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去建设这个能力，而不是像现在通过制度、政策的扭曲来表明，农民不能拥有这个资产。

第五，很多人说，农民大量进城，城市失业就会很严重。究竟是城市失业严重，还是农村失业严重？一到春节，农民工大量回家了。城市里面没有人送牛奶了，没有人送报纸杂志了。但是城市的失业率也没有下降。农民现在在城市干的活不是替代了城市人的就业，他们和现有城市人现有的就业岗位是互补的，而不是互替的。

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吗？

很多知名经济学家认为，在中国，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刘易斯拐点在经济学中指的是，当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后，会有一个时点的到来。就是农业劳动供给会出现短缺。短缺之后工资会上涨，从而就会导致整个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同时会使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因为从 2004 年出现农民工短缺，最近又有一波新的农民工短缺，同时农民工工资也在上涨，这些现象和刘易斯拐点的现象非常吻合。但其实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列举一些不符合刘易斯拐点的事实。在发展经济理论里面，当经济从二元走向一元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这种经济的转变可以在工业化水平超过90%，而城市化水平只达到45% 到47% 的环境中进行？刘易斯讲过吗？从发展经济学理论里面，我们可以推论出在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城乡收入的差距是扩大的这样的结论吗？在城市内部，有实践研究发现，有户籍的劳动力和没户籍的劳动力，他们收入的差距也是在扩大的；在城市里面受过同样教育水平的人中间，有城市户籍和没有城市户籍的人，他们的收入差距也是在扩大的，这在刘易斯的理论中说过吗？很多人并不去细想今天的这些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只是简单地就拍脑袋说这两个现象和理论蛮相符的，便推断刘易斯拐点出来了。

最近一轮的经济危机之后，又出现民工荒。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农村做一些调研，就可以发现今天的民工荒，主要是技工荒。今天中国出现的一个现象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已经出现了重型化和资本密集化。产业升级所改变路径和方向，已经领先于今天劳动力技术水平的结构了。所以产业越升级，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就越少。我请一位重庆市的政府官员调查走访一些常年在外工作的农民工，问他们为什么现在不到沿海城市去了？他们的回答是，他们到沿海城市去，要么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待遇也很差。因此看来，并不是没有劳动力，是这些民工的技术和沿海城市高端化的技术已经脱节了；或者是他找到的工作待遇太差，无法生存。因此，今天是产业结构出了问题，而不是出现了民工荒，或者说现在的民工荒并不是刘易斯意义上的民工荒。

农民工要进什么样的城

现在很多人抱有这样的思维，只要加大对中小城镇的投资，机会就来了。这是错误的。越是要发展中小城镇，越是要先把大城市发展好，中小城镇才能有机会发展。你不要看迁两个厂过去，厂在那里造出的产品谁来消费？企业投资考虑什么？它考虑要接近消费市场。虽然在地理上，它会要把厂安排在中小城镇。那是因为它看到，在要落户的小城镇的边上，有一个大城镇，可以足够靠近它的消费品市场，从而节省运输和物流的成本。世界上很多城市的发展规律就是如此。以纽约为例，纽约以前也搞制造业，后来制造业成本增高，劳动力成本增高，土地越来越贵。纽约开始把产业外迁，但是都没有迁很远。直到现在，在纽约周围的一些中小城镇，还有服装业的存在。为什么？因为纽约是全世界的时装之都。所以在它周围制造的一些服装的销售、发布，都在纽约。纽约的产业就形成这样一个格局，即设计、营销等现代服务业的这些环节在纽约。但是制造业，特别是有品牌的制造业，是在纽约周围的中小城镇。另外，中小城镇还有居住的功能，它可能离大城市很远吗？不可能的。东京今天白天的人口，和晚上的人口相比，要相差几十万。差在哪里？就差在住在东京以外的中小城镇，上班在东京的人。所以中小城镇提供居住功能的时候，离大城市近非常重要，小城镇基础设施，比如公路，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一旦发达，它的功能就体现出来了。然后这个小城镇配套设施、房价、服务业等就随之发展起来了，中小城镇的活力就来了。

中小城镇的活力在哪里？就是连接农村与大城市，它的服务对象是大城市，城市群甚至是国际群，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以为发展中小城镇，就是把中小城镇的投资加大就解决了，越要发展中小城镇，就越要把大城镇的集聚效应发挥出来，中小城镇才有活力，才是长久之计，所以这就决定农民进城的主要未来趋势是往大城市，同时有一部分是进中小城市。

农民工怎样进城

农民工怎样进城，或说如何让农民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这里讲两个故事。

一是我们的沿海有些地方给当地农民的征地赔偿，过去讲失地农民都是不好的词，因为失地让人们想起贫困，但是沿海有些地方都挣盼自己成为失地农民。一个地方要征地，每家每户都在垒墙头，墙头垒得越来越越高。根据我国法律，农村三层以上建筑就算是违章建筑了，但在实际操作中，失地农民垒得多高，就补得多高。像一家有六层房子，拆掉后就可以在城市中补偿到六栋楼房(在发达地区)。补偿是对的，但补偿完后，大块的收入到哪里去了？被土地的使用者和政府拿走了。而政府把土地租金拿过来，只给了本地政府、开发商，一部分给当地农民，但实际上土地租金的创造，其中有一大块贡献是外来劳动者带来的，却没有分享到这块沿海地区土地租金上涨所带来的福利。沿海地区如果离开外来的劳动力，没有经济发展，地价怎么会涨这么快？这在理论上是必须澄清的。我们不是随便提出应该让农民工享受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政策和廉租房制度，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参与了沿海地区经济建设和土地租金的提高。

另一个故事就是农民工进城的困惑。这是来自苏北城市的政府的看法，地方市长讲如果按照未来的城市化目标，平均一个农民转变成一个城市居民需投入15 —20 万，包括公共和个人投入。沿海开发规划确定到2020 年城市化要达到65%，而目前是45%，因此今后10 年需要转移160 万农民进城，这样算起来需要2400—3200 亿的大规模投资，政府财力无法支撑。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刚说农民工进城的根本动力在于经济增长，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钱根本上来自于土地从农业用途转化成工商业当中的土地增值收益，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让这个土地增值收益或土地使用权，配置到最能让土地增值的地方去呢？为什么不能让农民把他们的土地使用权带到他们就业的地方去，换取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呢？而我们做的事情跟这个相反：我们把这个东西限制住了，然后跟他们讲，这个地你们不能卖。要卖也在本市的市域范围内，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征用，让国家再把这土地招挂牌卖出去，然后补偿你一点。不管怎样，市场运作是在本地范围之内的。在一个经济欠发达，制造业，服务业缺乏空间的情况下，土地的增值收益当然小。所以，为什么像沿海地区上海这些地方，经济不断往前跑，制造业、服务业不断往上上，但却没有同步推进城市化，跟这方面有关，就是我们的土地使用规划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完全是脱节的。今后需要将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和土地使用权这个资源的配置方向一致起来。

我们比较了中国的两个指标，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和建城区土地面积的增长速度，前一个是在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后一个是在土地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我们比较的结果是中国，从全国来看，土地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也就是新建城区面积的扩张速度平均每年是7.77%。而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是 4.56%。也就是说，我们的面积扩张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却落后于土地的扩长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土地的利用效率其实是在下降的。

再把这些数据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部分来分析，就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东部还好，这两个数据之间的差距平均每年只有1.8%。到了中部，这两个数据指标之间的差距就达到了2.9%。而在西部，两者的差额居然相差达到了每年5.23%。这说明，越往内地，城市化进程其实只是土地使用面积在扩张，非农业人口却没有相应增加。这又和我们的土地规划有关系。

最近又有一个观点，说如果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放开，就会造成农民的失地。如果有一天，进城的农民发现他们适应不了城市的生活，想回去，但农村没地了，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想法。关键问题在于，今天这种情况下，土地的流转，是不是有市场价的？如果有市场价，以后我有钱了就可以用钱把它买回去。所以，关键的问题是，是有没有市场，有没有机制，有没有承认这种资产的性质。这也才是解决中国未来农业劳动力的出路和城市化进程方向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