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长黄奇帆就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关情况进行详细解读，吸引了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工人日报、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南方周末、第一财经日报、重庆日报、重庆商报等境内外50多家媒体。市长黄奇帆一一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学生转户与任何评优不挂钩

　　工人日报记者：市长说的大学生转户的问题，据我们了解，前段时间还有不少学校和毕业证、入党方面挂钩。前几天我在三峡学院，有一个学生给我讲这个问题，我说政府有规定，不允许和毕业证挂钩，但事实上还存在挂钩。

　　黄奇帆：有这个现象，你说的这九个学校我都能背出来。事实上，在9月底、10月初已经通知了这些学校，纠正这些现象。对于学生转户，现在愿意转，我们门开着，是明年转还是毕业以后转，或者是毕业之后到单位转，这个是以自愿为前提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第二，是否转，与任何学生在学校里的入党、入团、荣誉考核、各种各样的成绩挂钩通通不成立。我再一次说，如果任何学校有这个现象，都可以举报，我们责成校长立马纠正。另外，农民工转还是不转，也没有强迫的概念。

　　300万是定量分析而不是指标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在执行方面，怎么确保执行者不采取强硬手段，迫使农民工和学生违背意愿退让土地？

　　黄奇帆：转户工作作为政府推进的一个工作计划，必须在宏观上要有个判断，到底转300万人还是200万人，要进行定量分析，这样才能做好相应的岗位准备、公租房准备、城市基础设施准备等等。300万的目标只是系统工程的需要，不是像做别的事情，好像必须完成一个指标，这件事是没有必要有指标的。

　　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把政策细化到位，宣传到位，而且在实施过程中兑现到位，如果户口转了，最后“五件衣服”的政策不落实，就是政府的问题了。所以，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比较大规模地推进，对区县的干部和企业的干部等方方面面进行培训，进行各种各样的工作要求。

　　我们曾经担心企业如果不满意，怕成本增高，解雇几万工龄长的农民工，政府就要采取各种纠正措施进行干预，但是至少现在没有发现这个事。反而是学校倒发现了问题，西线无战事，东面冒出泡，感谢媒体及时提醒。

　　新华社记者：既然重庆市教委包括重庆市政府已要求各大中专学校不允许强制学生转户，那在此之前已经被学校或者老师劝转的学生，他们能够转回农村户籍吗？

　　黄奇帆：对于采取转户与评优挂钩的学校，当然通通取消挂钩。转了户的这六七万学生都是自愿的。反过来你是个学生，你转成城市户口了，原来农村的“三件衣服”我们也没有要你的，你要回到农村，这也是一个生活的选择。你如果真要把户口再转回去，也一样可以。

　　外地农民工在渝打工5年也可转户

　　重庆日报记者：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大量外地农民工也希望转为重庆城市户口，户籍制度改革会不会面向外地群体开放？

　　黄奇帆：如果外地农民工在重庆打工，干了5年以上，也一样可以转为重庆城市户口，在哪里工作就转到哪里，这个城市需要他的有效的工作，既然招聘了他，该转就转。

　　如果你读书，从外地的农村考到重庆的学校，觉得重庆的城市户口很好，就可以转户到这里。以后毕业了，如果到外地工作，就像重庆城市户口的人到全国各地工作一样，没有什么问题。如果选择待在重庆，当然欢迎。

　　3小时转出也能3小时转回

　　香港大公报记者：转户之后没有退地，这些土地如何保证不撂荒？农民工到城市之后不适应还可以回去，回去的时候是不是像当初进城的时候一样方便快捷？

　　黄奇帆：如何保证土地不撂荒？解决的方法是在农村里组织大量专业合作社，把地租过来发展农业，农民工根据市场价收取租金。另外，如果到城市之后不适应要回去，重庆的政策是来去自由，我可以这样说，现在花3小时把你转进来，以后一样可以花3小时把你转出去，你只要提出来，没有问题。

　　物价上涨不应该与户改挂钩

　　消费日报记者：今年以来绿豆、鸡蛋等多种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专家分析，城市化进程加快是物价攀升的推手之一。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必将使很多的农民成为城镇人，农村也因此失去越来越多劳动力，这会使城市蔬菜供应持续呈现下降趋势，使农产品价格上涨。请问黄市长如何解决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物价上涨、城市交通拥堵？

　　黄奇帆：各种各样的消费品涨价和供求有关，第二是货币的现象，也有汇率上涨变化、输入性的通货膨胀等各种原因。说到食品涨价，每年猪肉贵或者便宜，菜贵了还是便宜，有受气候的影响，有受灾害的影响，有受供求的影响。

　　但是有一点大家必须认识，绝不能想着城里的东西要便宜，就不让进城的农民工转为城市户口，这样城市也太自私了。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不应该。你想一下，几百万农民在城里工作，是常住人口，本来就在城里吃菜，我不转就不吃菜了？

　　但是政府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应该考虑供求平衡，城市基础设施要平衡，学校、医院、卫生要平衡，消费品也要平衡，所以蔬菜基地、各种粮食基地都要搞好，这个就涉及到农村农业生产建设、现代农业建设的问题。任何地区政府都应该把“菜篮子”工程、菜篮子价格的平衡作为重中之重的事情做好，但是这件事不应该和户籍制度改革联系起来，因此而动摇改革，我觉得两者不能挂钩。

　　农民工有了城市户籍会更稳定

　　南方周末记者：私营企业接纳转户的农民工，没有减免税或其他政策优惠，企业用工是自主选择，如果不愿意雇佣转户的农民工怎么办？

　　黄奇帆：农民转户之后享有和城市居民职工一样的待遇，企业的确要增加一些成本，增加成本的过程就是社会公平的过程，这个成本是必须支出的。这个成本该企业出的，绝不会让政府出，不然整个社会保障系统的规律定义就被颠覆了，大家要服从制度安排。

　　那些在重庆的外资企业，今后有几十万农民工在里边就业，没听说因为有这个政策，有人觉得不好，反倒是他们认为重庆投资环境好，认为有户籍保障的农民工会更稳定。没有户籍保障的农民工，今天在厂里有1万人，春节回去之后再来就只有6000人，需要临时到别的地方招4000人。沿海一些城市，劳动力流失率每年在20%以上，有的40%~50%，年年培训，年年都是新工人，培训成本大大超过养老保险费。

　　农民工转成城市户籍，可以长久稳定，培训出来的人就变成了熟工，重庆劳动力流失率平均在2%以下，这就是我们的投资环境，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耕地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转户农民可以在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不退出宅基地和承包地，那么他们既穿城里的“五件衣服”，又穿农村的“三件衣服”，怎么解决土地平衡？

　　黄奇帆：全世界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耕地会有所增加，而不是减少。农村每位居民使用宅基地一般约248平方米，国外也差不多，而城市到处是高楼大厦，基本上人均100平方米。当农民转户进城后，城市的“五件衣服”都保障了，农村的权利，自愿留着就留着，愿意买卖就可以转让。当他在城里安居乐业，一代人、两代人出现后，就会把放在农村没有意义的东西按照市场机制退出来，就形成了宏观上的循环。农村退出一个人，相当于退出250平方米，城里用了100平方米，就多出150平方米，这个宏观账是一个大周期，最终会使中国农村的耕地增加。

　　地票交易除去成本85%归农户

　　重庆商报记者：土地的地理位置不一样，价值也会不一样，我们土地交易所怎样平衡价值，有多少分配在农民身上，有多少由政府拿去做其他的事情？

　　黄奇帆：一般来说，在别的省、别的地方，宅基地因为离城市远近，级差地租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城市近郊的宅基地可能十几万元一亩，远的连房子带宅基地一两万元也卖不掉。

　　重庆土地交易所最大的原理，就是如果农村有一块宅基地退出来后，把它复垦成耕地，这个耕地就形成地票，一亩耕地本身交给农村集体组织安排，地票拿到土地交易所交易。当房地产商要搞房地产的时候，要买了地票才能去征地，十几万元一亩。这时候一亩不管离城市1000公里远的耕地，还是5公里远的耕地，种粮食、种蔬菜效果是等价的，级差地租跨地区转移，本来城郊结合部15万元一亩的耕地指标，现在到了1000公里外的农村宅基地也获得15万元一亩，这就是重庆干这个活对农民特别有利的地方。

　　也就是说重庆远郊、远距离农村的农民在城里打工，如果想退出宅基地，一点不比近郊农民吃亏，他在当地转移，怎么也转不出十几万，但通过地票可以平衡这笔账。

　　那么15万元一亩的价格怎么分配，这里面涉及产权。我们目前的概念，去掉宅基地变耕地的复垦成本之后，剩下的钱，85%归农户，这就是他的使用权的价值。剩下的15%归集体组织，集体组织不仅得到了15%，还得到了一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