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到现在还认为可以用钱摆平，那就是根本没有把农民工当人看！这种行为应当受到严厉指责。”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任远教授

　　“像富士康这样的封闭式管理工厂，其工作和居住模式阻碍了农民工更好地融入社会，反而加强了他们和外界的隔离感。”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任远教授说，虽然宿舍工棚给农民工提供了低成本的住处，“但应当鼓励他们与社区联系，增加和社区的交往互动，将会对他们在城市中的身份大有帮助。”任教授同时表示，应当促进农民工的自组织，成立类似“打工妹之家”、“农民工之家”这样的团体，从而缓解农民工在城市中打工所承受的各方面压力。

　　根据学界定义，新生代农民工指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这批青年农民工。“他们和他们的父辈有所不同。他们中独生子女的比例正在加大，他们对城市有更强的期待，而生活环境也同时在发生着改变。”任教授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心理落差比过去严重。

　　“城市化会导致赤贫以及无尊严劳动者的出现，而这种低端城市化应当向有质量的城市化转变，否则就会造成社会压力，出现类似农民工自杀这样的失范事件。”任教授说，应当使农民工得到有尊严的生活，有质量的就业。“企业的组织方式也要随着时代发展而变迁。否则将无法支持长期稳定的劳动力模式。”任教授表示，工厂不能善待员工，不能满足农民工作为人的社会和心理需求，“员工就无法转化为现代企业工人，工厂无法转型为现代工厂，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对企业本身的经济效益也大为不利。”

　　任教授告诉记者，农民工来到城市，已经从80年代的“被排斥”，90年代的“被容忍”，逐步过渡到如今的“被融合”，“客观上说，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在近5年中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富士康事件可以说是一个信号，告诫我们企业的管理模式也应当和城市化的模式相适应。”任教授说，劳动者并不是机器，“包身工”的工厂模式不适合如今的城市化发展趋势。“我们不能沦为没有人情味的世界工厂。”（实习生章涵意见习记者张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