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全国多数省份高考人数呈减少态势，其中不少地方是高考人数多年来首降。数据一出，即引起各方关注。分析人士称，排除计划生育政策使高考人数减少这个重要因素外，是大学生就业难让学生转变了观念。

　　中国青年报评论称，以中国高校目前的生存状态，恐怕难以应对生源迅速减少带来的挑战。但生源危机，给一些高校带来了生存危机，却给中国教育带来了更大的变革机会。

　　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则认为，高考报名人数下降，是一个推进高考公平的良机。目前最应该做的，一是可以允许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地参加升学考试；二是可以增加中西部等地区招生名额分配，直至按人口或考生比例确定录取名额。要不要让孩子参加高考？上大学究竟值不值得？如今已成为众多家庭再三权衡的经济命题。而报名者的减少，又能否成为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和公平的契机？

　　事件回放　

　　据统计，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人数957万名，比去年减少约65万名。全国大多数省份的高考人数出现了减少状况，个别省份的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10%。如山东省，今年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人数为70万余人，比2008年减少了约8万人。上海市今年高考报名人数约为8．3万人，比去年减少了两万人左右……　

　　(《中国青年报》)

　　大学生就业难

　　使高考热度降温

　　于恒（社会时评人）

　　各地高考人数普降有许多深层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自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大学生的就业神话破灭，高中毕业生通过上大学找个好工作的想法受到动摇，部分学生就转变观念，甚至不参加高考。　　

　　不久前北京团市委、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联合发布2010年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今年大学生本科学历人群中愿意接受“零月薪”的比例达到20%，与去年的1.2%相比大幅攀升，接受零月薪时限最短为1个月，最长可达半年。

　　大学生就业“不要钱”，固然可以看出大学生个人趋于“灵活、现实”的就业理性，然而无奈的选择缘于对就业困难的悲观预期。

　　要不要让孩子参加高考？上大学究竟值不值得？如今它们已成为众多家庭再三权衡的经济命题。不少家庭和孩子在高考之外另寻出路，越来越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加入赴国外上大学的行列，也是造成不少地方高考人数下降的原因之一。

　　但高考人数下降，不是坏事。高考人数减少，社会的成才观也将逐渐从“高考一元论”转变成“多元并存”。在高考决定命运的观念淡化后，人们可以更多地从孩子的自身特点出发，选择合适的成才之路，而不必“唯高考、大学是从”。　

　　职业教育

　　逐渐成为新选择

　　奉节县永安中学高一老师　 汤传举

　　“普通家庭，穷尽其财供孩子上完大学，难道只是为了让他们做服务员，跑销售的吗？”

　　1977年，全国高考恢复。当时，高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最好时机。“进入大学门，就是公家人”，“包分配”至今仍残留在不少中老年人对大学的理解中。但目前就业神话的破灭，让不少家长开始质疑“大学”、“高考”在新时代的就业含金量。

　　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的学生，出来也不过是做服务员、跑跑销售。作为普通家庭，穷尽其财供孩子上完大学不容易，如果就做这些工作需要读大学吗？甚至，有的专业大学毕业还不如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好找工作，技术工人也确实比没有一技之长的本科生吃香。所以，尤其是农村家长觉得把孩子送去高考，既耽误时间，又浪费金钱。而是将目光瞄准职业中专。还有部分地方甚至出现了大学生“回炉”上技校的现象。

　　接受高考教育

　　不等于改变社会地位

　　某中学教师 王传涛

　　一个现实是：受高等教育并不一定获得公正待遇，教育机会与社会公平之间发生断裂，显现了越来越尖锐的不一致。教育可以将人从最初的社会地位中解放出来，对那些处在底层的青年来说，高考的意义特别明显。问题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身份的不再是教育，而是权力和金钱，这对借助高考来超越阶层局限的梦想构成嘲讽。

　　近年来，在我国大学生结构中，农村生源大学生比例急剧下降，正是一个不争的趋势。数据显示，“30年来，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了几乎一半”。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最近饱受舆论诟病的几起权势家庭子弟高考加分不公、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中，便不难窥见一斑。

　　在权力社会下，就业难仅仅是此种失衡局面的一个表象，对那些考生及他们的家庭而言，还有更多的难处和阻碍。无法否认，享受高等教育及随之而来的就业，已狭隘地演变为父母、家族能调动的社会资源的竞争。在权势得不到应有约束的大背景下，其他社会变革再跟不上，高考制度也越来越孤立。

　　让人担忧的是，弃考现象暴露了逆淘汰效应，而且是以高考的名义进行的制度化、非正常的淘汰。它不仅会阻塞阶层流动的通道，更会造成以既得利益为标准的社会群体的分化和隔绝。

　　所谓就业难，实质上是以绝对比例成为平民子弟的难题，对掌握权势的家庭来说，就业难是假命题。事实上，高考能带给平民子弟的希望正在被削弱。

　　高校如何应对

　　考生数量减少趋势？

　　西南大学招办主任 张咏华

　　“高考人数的普遍减少有很多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计划生育。”

　　高考人数的普遍减少有很多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计划生育，现在报名参加高考的应届考生大多数是“90后”，他们出生在中国第三个生育高峰之后，绝对人数少了。

　　西南大学今年在重庆的招生计划与往年不变，一直比较稳定，在其他省份则逐年在减少。这倒不是因为总体报考人数减少，而是因为西南大学今后的发展方向是研究性大学，因此本科生会相对减少，而增加研究生。

　　报考人数减少，但考生被录取的机率会更大，因此大家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多。不过由于现在网络、电教、职业教育等其他教育方式比较发达，学生不一定进入高校这一条途径学习，这是肯定的。毋庸置疑，高校教育本身也会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革，以更适应社会和市场需要。

　　考生减少会成教改契机吗？　

　　熊丙奇（著名教育问题研究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高考人数下降”背后隐喻、见证的与其说是“考生绝对人数减少”、“就业观念的转变”等教育外部的社会变化，不如说是教育内部的一种嬗变、危机 ———教育本身品质的下降、沦落。生源减少，是对高等教育的新挑战，也是推进高考改革、促进高考公平的良机。

　　其实，更大的危机除了高考之外，也同样突出体现在高等教育质量本身上。在持续的“大跃进”式扩招政策下，我们的大学生数量翻番暴涨，确乎已是世界第一，但原本就不高的高等教育质量因此更加稀薄、衰微，无疑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沉重的大学债务下，大学向学生收取高额学费，推动高等教育产业化、逐利化的热情和能力，总是远远高于并压倒其提升教学质量、捍卫大学公益性的热情和能力。

　　中国青年报此前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4.7%的受访者表示“后悔上大学”，其中51.5%的人认为，自己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所以，若要想让“高考人数下降”真正变成“不是坏事”，眼下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庆幸其中似是而非的“观念转变”，而是充分认识和警醒这一变化所折射的“教育品质下降”现实，并尽快着手全面推动目前我们已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改革进程，恢复和提升整个社会、考生对于包括高考和高等教育等在内的教育制度的信任。

　　教育应该注重实用性，高等教育应该注重品质和管理，但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垃圾论文大国。因此要改变论文评价老师等级、职称的模式，变学术教育为职业能力教育。现在很多高校专业设置不合理，不符合国情。比如有的师范大学，除了师范专业，其他专业很难就业。其次，全国人才会议已经召开，国家将启动三年 “五十万新技师培养计划”，因此应该加强校企合作，根据市场、社会需要培养人才。

　　同时，生源减少也应该是促进高考公平的契机。2020年时我国18岁至22岁年龄段的适龄人口数将比2010年减少3800万，未来10年间，我国高校将面临破产关门的危机，高等教育必须未雨绸缪进行改革。发达地区的全国重点高校应该借当地生源减少，顺势减少在当地的录取名额，把多余的名额投放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以此既摆脱重点大学的地方化倾向，同时缩小各地的招生指标差距。

　　但仅就北京地区的全国重点大学看，这种期望落空了———北京今年的生源比去年减少20%，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大学，在北京地区的招生规模与去年持平，没有减少一人！换句话说，北京地区考生今年进北大的机会比去年大大增加。

　　高考面临着公众的信任危机，应该引起业界重视。目前高等教育改革滞后于整个社会改革，到了该改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