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周报》实习生 黄秋霞

　　他们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两栖人”：住在城市，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却因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无法在城市中真正立足；他们的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为这个群体定名——“新生代农民工”。该群体是指年龄18岁到25岁的“80后”、“90后”，有着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等特征。

　　梦想和现实的落差往往让他们无所适从。富士康连续坠楼事件，将这一群体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5月30日，全国总工会发出文件，强调加强对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同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9名社会学者发出了联名信，希望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社区公民。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青春梦又该何去何从？

　　一个打工妹的梦想与现实

　　23岁的胡薇是大东俊通东莞电子有限公司的普通员工，这个女孩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笑容可掬，开朗活泼。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却曾不止一次“绝望到要自杀”。

　　胡薇是湖南郴州人，父母是典型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作为家中三姐妹的老大，胡薇是家人的榜样和希望。于是，从初一开始，她就被送到在某高中担任老师的姑姑家居住，开始了严格的教育和生活，直到高中毕业。但是，学习成绩一般的胡薇，高考落榜了。此后，她进入一所专科院校就读英语系，“当时，家人希望我毕业后当老师。”

　　大学毕业后，倔强的胡薇拒绝了家人的安排，只身来到东莞寻梦——进入外贸企业证明自已的能力。

　　胡薇落脚的地方是东莞市常平镇土塘村，这个离市区近一个多小时车程的乡村，容纳着大东俊通东莞电子有限公司5000多名员工。在这个重视学历的工厂里，大专学历的胡薇担任着三事员的文秘工作(该公司是日、韩合资企业，对于本科毕业生称为一管师、大专毕业生称为三事员、中专生或高中生则称二事员)。

　　从2009年2月来该厂工作后，胡薇的工作就是程式化的：每天早上7时起床后吃早餐，8时上班，中午12时吃午饭；下午1时上班、5时下班吃晚餐；6时加班，9时下班回宿舍。到了周末，她会和同事逛街或上网。

　　即使是将90%的有效时间都奉献给公司，胡薇的工资仅为1300元左右，这个数目还必须在一个月内无迟到、旷工，且晚上加班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但这个工资数目仍让二事员职工羡慕：因为他们的工资永远无法超过1000元。

　　“只有在网上才不会被人看低”

　　即使包吃包住，工作一年半的胡薇仍未存下一分钱。这离她出人头地的梦想越来越遥远。“我现在活得这么差，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我的窘迫，但我确实需要家里的帮助。这种无形的压力一直像巨石一样压在我的心上”。

　　其实，胡薇也曾为梦想努力过。2009年下半年，胡薇坚持每天6时起床晨读英语，坚持了半年。“学习的效果很好，说起英语来更加顺溜了。”但她还是放弃了，现实的残酷让她没有了坚持的动力。

　　但煎熬中的胡薇并未放弃这份她称之为“鸡肋”的工作。“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状态，也许刚开始觉得很不满，但却已经没有勇气追求梦想。”她不敢跳出来，因为她担心跳出来之后可能比现在更差。

　　忙碌不堪体力透支的工作，经常使胡薇感到绝望。这种绝望是她无法向同事与家人倾诉的，日积月累下来，胡薇多次想到自杀。长期的压抑，让胡薇患上了乳腺增生，“医生说是积郁成疾，我想这样下去，我肯定只能活到三四十岁。”胡薇无奈地说。

　　其实，胡薇的这种处境并非她一人所有。据统计，我国外出打工的1.5亿农民工中，“新生代”占到了60%，大约有1亿人。和他们的父辈不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在追求经济收入的同时，还追求更多的交流和被认同。

　　24岁的曹健就是其中一员，在深圳正威电子有限公司从事塑胶产品模具开发设计的他已在外漂泊4年了。他总爱以自己的网名“城市种田人”来诠释自己心迹：农民家庭出生的他，在大城市不管如何打拼都无法融合都市生活。曹健举了个例子，2010年过年期间，公司有一场春节文艺表演，是给不回家过年员工的福利，“但这个晚会只为中上层职工开放，普通职员连大门都不能进”。

　　除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外，曹健还得面对每天至少12个小时的超负荷工作、上司的斥骂和随时被“炒鱿鱼”的危险。在深圳工作的日子，每天不管下班有多晚，曹健都会用手机登录QQ，“只有在网上，别人才不知道我是个农民工。靠劳动养活自己的我不觉得丢人，我只是不喜欢被人看低的感觉。”曹健倔强地说。

　　公司要为员工提供倾诉平台

　　法国社会学“鼻祖”涂尔干曾在他的代表作《自杀论》中提过：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就越容易自杀。而在类似广州等地的劳动密集型大企业中，员工之间的冷漠关系成为常态。

　　据深圳的一项调查显示，该市外来务工群体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不乐观，主要表现为焦虑感明显，容易恐惧，身体容易疲倦且精神不振等，他们对心理健康知识需求较大，却一直未得到满足。其中，41.9%的人认为自己需要心理咨询，而曾接受过心理咨询的仅有2.4%。

　　在这组差异明显的数据背后，是新生代农民工严峻的生存矛盾：长期积压的郁闷，在生活中任何的小挫败刺激下，就会燃起一场危及自身和他人生命的灾难。从2009年底一直延续至今年的富士康员工连续坠楼事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尴尬处境推到了风口浪尖。

　　“无人沟通、压力过大、需要伴侣、对未来恐慌。”有心理学专家分析认为，不排除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存在社会阅历浅、抗压能力差、心理脆弱等问题，更主要的是，密集型工作、劳动强度大，进一步增加了其挫折感和孤独感。同时，企业的程式化管理，缺乏人情味和心灵关怀的氛围，使这些年轻人人际交往途经匮乏，导致抑郁心理无处排解。

　　2009年，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在关于心理健康问题的问卷调查中发现，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结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职业压力及工作倦怠、人际关系焦虑、突发事件的心理冲击，以及个人生活的心理危机。

　　2010年5月30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意在加强对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使广大职工有尊严地生活。并在下发的《全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五年规划(2010～2014年)》中提出，在未来的五年中，各级工会要对广大职工实施身心健康教育，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职工提高安全生产与身心健康意识。

　　长期从事企业员工心理健康培训的晨光心理咨询服务所主任陈新认为，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公司管理层要承担部分责任，比如公司可以成立老乡会、校友会、兴趣小组等，协助员工解决其生活及工作问题，如：工作适应、感情问题、法律诉讼等；帮助员工排除障碍，提高其适应力；或者开通心理咨询热线电话，为普通员工提供一个倾诉平台，从而赢得员工的归属感。

　　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问题，通过这样的“心理按摩”都能有效解决吗？有人认为对于自杀员工是由于一个极为压抑的环境导致的，在这样的环境中，采取心理抚慰恐怕收效甚微，有效的办法应该是改善他们的生活状态。

　　2010年5月18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9名学者发出联名信，呼吁各方携手，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9位学者在联名信中写道，希望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社区公民，并认为“如果不改变社会结构，仅仅依靠心理辅导很难改变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消极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