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20日的青岛火车站，大年三十的鞭炮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许多人还在享受着春节长假所带来的合家欢乐，而这里却已经是一片人流熙攘的场景。当天通过火车站入青人数达到4万余人，而这样的节后高峰一直持续十余天。“每年几乎都是这样的，几乎都是来青岛打工的农民。”当天在火车站加班的周师傅对这样的景象早已司空见惯，但他还是从这样的常态中发现了些许不寻常——“往年进城的都拖着蛇皮袋子，这几年几乎看不见拖蛇皮袋子的了，大部分都是提着拉杆箱的小青年。”
从“蛇皮袋子”到“拉杆箱包”，这只是青岛进城务工大军近几年巨变的一个细节折射。这种巨变的已经不仅是“80万到170万”的量变，在数量庞大的进城务工人员内部，一种飞跃式的质变正在悄悄发生着，同时也在影响着城市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而在2010年2月1日，这个变化有了一个官方的明确定义——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2010年2月，在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为题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新生代农民工”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央正式文件上——“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在随后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新生代农民工被解读为 “80后”、“90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而“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则更多定义为了中国社会结构变化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青岛到底有多少新生代农民工？根据权威统计，截至2009年中旬，青岛七区五市范围内的农民工数量已经超过了170万人，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整个农民工群体的70%，数量已经接近110万,名列全省第一。70%，这个比例远远高于了全国范围的60%，对此，新市民家园主任陈明钰告诉记者，这个比例是他们设置在城阳、胶州、李沧、即墨等农民工聚集区的17处调查点，经过近两年普查得出来的。“据我所知，南方的一些沿海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所占比例，也没有青岛这么高。”因为常年在国内为农民工权益而四处奔波的陈明钰说，这不光是因为青岛本身的工业经济结构，还因为青岛的地域特色。
缺乏务农经验让他们脱离土地奔向城市
不留恋农村却迷恋城市
对于这些80后、90后的姑娘小伙，青岛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梦，一个美丽而浪漫的都市梦想，陈明钰说，这一代农民工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民工存在诸多差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生经历，“因为计划生育在农村的广泛推行，这代农民工大多是独生子女，即便有兄弟姊妹，他们往往也是最受宠爱的家中老幺，也算得上娇生惯养了。”陈明钰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前的生活大致划分为了三段：衣食无忧的童年——寄宿求学的少年——追求理想的青年，“虽然他们的家在农村，但除了农民工这个名号，他们跟传统农民几乎没有任何相似点。”陈明钰说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几乎没有种过地，对农村、对土地永远不会有父辈所怀有的那份依恋，相反对城市多了一份迷恋。
缺乏务农经历令人忧
没有务农经历真的很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在新市民家园针对80后、90后的调查报告中显示，缺乏务农经历的他们，对自己的未来人生预期，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坚守城市、决不回乡，极个别人选择回到农村，也是计划二次创业。对于这个现象，不少有识之士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共青团青岛市委秘书长李伟波一直关注青岛农民工问题，当年的研究生论文就是一则与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调查报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缺乏务农经历的这一代，同时缺失了父辈的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精神力量，而且也对社会结构造成了隐患。“青岛本身的城市容积率是有限的，容不下数量巨大的农民工，他们的退路在哪里？”刘伟波表示，因为缺乏务农技术，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像父辈一样回归农田，这对青岛的城市结构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对他们自身发展也造成了不安定因素。
110万务工青年的这个 “都市梦”是美梦？是噩梦？现在来看，还是一个迷梦。
他们个性张扬敢想敢干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着先辈所没有的主观优势
在市团校校长助理刘福珍看来，新生代农民工具有着先辈所没有的主观优势。“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注重自我，讲究个性张扬，对于工作环境、人生机会、培训进修等更加关注。”刘福珍说，在80后和90后的身上，进城务工的青年与城市里的同龄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如果要说最大的不同，就是新生代农民工身上那种对城市的强烈归属感，以至于在行为上出现了盲目模仿、盲目消费等异常反应。
对工资支配自由度大
“青年农民工与父辈们的最大的特点是，他们有钱就花，而且很少有积攒。”刘福珍分析说，老一辈农民工在进城务工的目的上充分体现了传统的家庭责任感，省吃俭用然后攒钱养家，相对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沉重的家庭负担，对工资的支配自由度更大，于是很多人选择通过同步消费的方法，拉近自己与“城里人”的距离。对于高消费、低收入的现象，刘福珍认为，从积极的角度看，这可以拉动城市GDP和经济的良性循环，但同样也存在着消极因素，“有调查显示，在青少年犯罪者当中，青年农民工占了很大一个比例，这与他们的盲目消费关系密切。”
积极向上的新一代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存在着由于年龄阶段、社会环境、人生阅历等造成的种种个性问题，但刘福珍认为他们仍是积极向上的一代。根据调查，目前岛城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主体是高中或职业学校教育，这使得他们身上充满了创新性和可塑性。“他们很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陌生领域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远超父辈。”刘福珍说，目前在许多企业里，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逐渐成为产业创新的主力军，在这一点上，即便是接受了系统教育的城市青年也无法与之相比。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创新能力，青岛港集团人事部主任于晓然深有感触，“在我们的企业中，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一线产业创新、技术革新的重要力量。”
渴望融入社会被城市接纳
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关心社会、热心公益的群体。目前，在以陈明钰为核心的岛城农民工公益团体中，新生代农民工占了绝大多数，80后、90后农民工已经不甘做城市中的边缘人，他们渴望融入城市、被城市所接纳，并且在行动上格外的积极主动。从创建文明城市到2008年奥运会帆船赛，从打捞浒苔的第一线到孤寡老人的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身影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也许他们缺乏家庭责任感，但他们绝不缺少社会责任感。”陈明钰说。
新形势下的城乡矛盾
从工业、纺织、运输，再到城市服务、第三产业，可以说，农民工已经成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力军，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是这支产业大军中的生力军。但是，面对着110万新生代农民工的来势汹汹，青岛是否做好了接纳的准备？
现实的情况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是老一代农民工所未曾经历的特殊困难。从自身掌握的生产资料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大致分为两种情况，有的直接生在城市，在农村根本没有土地，有的虽然拥有土地，但因为长期的城市生活，使得他们无法依靠农业生产自给自足。这就让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留居城市的“华山一条道”，但留在城市里，他们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户籍问题，由此引发的恋爱、婚姻以至将来子女上学、社会医疗、个人养老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社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新型城乡矛盾。
“是时候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了，不光是为了解决用工荒，还是为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一位有识之士这样说。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对中国是一个非传统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概念早已提出
其实，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之前，新生代农民工就已多次被提出。放眼中国学术界，关注农民工问题
的专家学者不乏其人，刘俊彦就是其中一位，其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中较早提出了类似于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在这本名为《新生代当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的专著中，刘俊彦将农民工归纳为了两代人，这两代人同样享受着国家经济改革政策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同样承担着城市经济发展的建设责任，同样面临着低工资、待遇差、难融入等群体性危机，而在种种相似之下，确实迥异的性格特征、价值取向、人生期望。“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上除了户籍意外已经没有了农民的影子。”刘俊彦认为，与父辈完全不同的成长经历与社会环境，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无论从就业技能到心理预期都将自己定位于城市，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不是一种短期行为”。即便是中央级别的上层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也早已成为了焦点问题。在2009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就在报告中提到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由此可见，今年2月份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本身就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第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甚至刻不容缓的程度；第二，今年将是国家省市各级政府下大力气，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一个关键年头。 旧提法引发深层次社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或者说青年农民工问题，虽然是一个旧的提法，但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个新生问题。”在记者的多日采访过程中，很多被采访者表达了这样的感受，他们或是政府官员、或是专家学者、或是社会团体负责人。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他们同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担忧。“整个山东就是个制造业大省，而青岛又是山东省的经济龙头城市，对农民工特别是进城务工青年的需求尤其强烈。”青岛团市委青工部部长李晓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此之前，进城务工青年工作就一直是团市委的工作内容，而此次中央提出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一个新的挑战，如何正确理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从而制定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是所有与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部门、团体面前的新课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青岛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炜博士思考更为深刻，她认为春节过后青岛乃至沿海城市出现的“用工荒”只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一个最直观表象，单纯的提高工资待遇、订单式技能培训，可以暂时缓解“用工荒”，但更多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就不单纯是几个劳动力市场调节手段可以解决的事情了，这是一个涉及户籍、教育、住房、收入分配、社会保障诸多方面的社会工程。
用中农办主任陈锡文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非传统挑战,我们都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