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山时，他们是骄傲的大学生，

　　回来时，却成了低收入的“异乡人”。

　　这里，没有他们的土地，

　　教书，却无法为生。

　　他们，漂在故乡。

　　夜幕初降，河北省阜平县城的一间民房里，一个大小伙子正在昏暗的灯光下为学生们叮叮当当地忙活晚饭。为了留住生源多挣点钱，大学毕业后做了6年代课教师的孟立军经常为这些课外补习的小学生们做饭。他什么都教，工作也不觉得苦，但转眼就30岁的人了还是“光棍儿”，这让孟立军觉得有些无奈：“现在很多女孩子都很现实，别说买车买房了，就连人我都养不起。即使借钱买房，连贷款的资格都没有，谁让我只是个临时工，没有身份呢！”

　　阜平县位于河北省西部的太行山区，同周边几个县同是国家级贫困县。在这里，像孟立军这样处在困境中的代课教师仍有不少。河北省教育厅的一位官员介绍，现在的代课老师群体，不同于前些年的民办教师。他们大部分是“80后”的师范毕业生，其中不少年轻人干出了很好的成绩，对农村教育贡献很大。以前的民办教师还能一边教书一边挣工分，现在这些大学生没有了赖以维生的土地，生活更加困难。”

　　孟立军当年报考师范院校，并不是喜欢，而是为了每月能有49元的补助，这可以缓解家里的压力。“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看见上了年纪的母亲为给我多挣20块钱学费挑着整担沙子背到山顶，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可如今毕业已经6年了，每个月还是三四百块钱的工资，自己都养不起，还得靠业余时间给人补课过日子。人都说30而立，可我这30了算什么呀？”孟立军很惭愧。他也想去找份别的工作，可有的要年轻力壮的，有的要有经验的，跟刚毕业扎堆找工作的年轻人相比，自己又毫无优势。“真的不甘心一辈子就做这样廉价的‘临时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同工同酬啊？”

　　在阜平偏僻的山区小学葛家台小学，时髦漂亮的赵玉华带着儿子一住就是四年半。穿着长筒靴，带着耳钉，化着淡妆，身后5岁的儿子总羞涩地躲闪着，28岁的赵玉华在这里显得有些特别。小学校围墙上的典故和人物画大都是赵玉华画的，栩栩如生。

　　这里距离赵玉华的家有150里，山区交通不便，她每个月才带儿子回趟家，一家人难得团聚。儿子6个月大的时候就跟着她住在这儿了，都没怎么跟他爸爸待过。“回家的时候偶尔被同村的人问起，我都不好意思说每月只挣三四百块钱，背井离乡费劲巴力地就挣这么点儿，自己都觉得挺不是回事儿。”

　　王凤泽和刘桂宏是坊里小学仅有的两名代课老师，“全校只有我们两个学历最高的没有入编，其他的老师高中、初中毕业的都有，甚至有的连初中都没毕业，就因为当初交了一万块钱就入了编。干同样的活儿，而且我俩的教学成绩比他们好，可人家每月拿1700元，我们却只有400元，并且五个月才给发一次。我们是县里统一通过考试招收的代课老师，工资低的却连自己都养不起。”

　　王凤泽一家仅靠父亲作为正式老师每月1000多块钱的工资过活。为了提高学历增加转正希望，2008年他报名参加了本科函授，三年下来要花五六千元，都是家里掏钱。她偶尔去县城逛逛，却什么都不敢买，身上穿的大多是亲戚的旧衣服。她也想过业余时间干点别的挣钱，“可这是山区，距离县城也有40里山路，交通不便，附近没有工厂、工地，连个端盘子的地方都没有。”

　　王凤泽介绍，她曾和其他代课老师一道去省里反映问题。后来，县里承诺逐步解决待遇、劳动合同和保险的问题，可到现在除了工资从原来的300元涨到了400元，其余依然杳无音信。

　　爸爸妈妈回来了，三岁的男孩政政兴高采烈地冲下山坡。政政的父母张良和段文静都是代课老师，学校离家都很远，周末才能回趟家看看孩子。一进门，政政就一直盯着爸爸的口袋，直到爸爸掏出一包口香糖和一根香肠，他才调皮地笑着跑开了。“我挣的钱也只够给孩子买点零食了”，爸爸张良说，“我们两口子每月工资加在一起也就几百块钱，自己都养不起。”张良的父母都是农民，后来和亲戚合伙开了小煤场，赚了点钱。家里的新房就是父母花钱盖的，政政也一直由爷爷奶奶养着。“我们‘啃老’，儿子也跟着我们‘啃老’。”妻子段文静惭愧地说。

　　周六的上午，阜平县城郊区一栋刚刚装修好的二层小楼里，传来了代课教师王永利和学生们游戏时发出的笑声。这是去年王永利和丈夫刚刚借钱买的房子。房间不大，布置得很简单，只有楼下客厅摆放着一张沙发，二楼却是一间摆满课桌椅的大屋。每到周末，这里便坐满了前来补习英语的小学生。在其他代课老师的眼里，王永利是“勤劳致富的典型”，“敢说敢干，风风火火地就致富了”。

　　2003年，王永利师专毕业回到阜平县。当时回来，她就是冲着县里给承诺的“以后分配”。“刚开始代课，我就担任初中班主任，从初一带到初三，教学成绩好，中考时升学率很高，在我们这儿绝对是佼佼者了。可开学之后却得到通知，说‘正式老师来了，你回家吧’。便只好去了一所私立学校。一年后，之前辞退我的中学再缺老师，我又被叫回去教初三英语，成绩优秀再次得奖。可还是再次收到了‘回家’的通知。我渐渐明白了，教得多好也没用。表现得再好，你也只是个代课的。”

　　“现在，我给去做第二产业的正式老师‘替课’，人家不教课，每月挣1700块钱，分给我400。我丈夫是个农民工，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就是千儿八百块钱，还得供个上幼儿园的孩子。后来我自己开始办周末补习班，教得好，生源越来越多，一年下来光靠补课也能有一万多块的收入。”

　　河北省教育厅的一位官员表示，不公正待遇，既损害代课教师的权益，又损害受教育学生的利益，也会影响到义务教育的质量。像代课教师这样“同工不同酬”的现象确实广泛存在，也由来已久，但解决难度很大。

　　他介绍，目前国家层面还没有出台相应政策，处理代课教师问题也没有明确依据，唯一的法律依据只有《劳动法》，而很多地方的实际情况却是“愿打愿挨”。不挣这份微薄的工资，很多毕业生干别的可能更没保障。一些地方政府在聘用代课教师时不签订劳动合同，拖欠教师工资。其中“不签订劳动合同”是一个巨大隐患，一旦代课教师被辞退，连一次性补偿都得不到。

　　而且，代课教师属地方用工行为，财政不予保障。各地财政状况各异，一些地方教育投入严重短缺。同时，省里空余编制很少，很多地方甚至已经超编，而“目前在岗代课人员全河北省约有2万多”，代课教师的编制问题很难解决。

　　但农村学校分散，环境艰苦，公办教师不愿去，财力不足的地方更愿意聘请低成本的代课教师，所以对代课人员的市场需求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