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抽样调查的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迫切希望留在城市，融入城市，拥有城市人身份，享受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面临社会保障、对城市的心理认同、社会阶层认同等难题。
最大的心愿是：住上廉租房
住房是新生代农民工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
今年25岁的肖继周是临清市青年街道人。2007年3月，他在北京西直门附近一家软件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在城乡接合部的海淀区唐家岭村租了一间简易住房，每天骑车到西二旗换城铁，到公司大约40分钟。
肖继周说：“简易房看上去不怎么结实，倒也整洁干净，每月房租360元。其实我对住的地方要求不高，因为工作比较忙，在家的时间少，有个地方睡觉就行了。”
肖继周介绍，刚搬来的时候，他在公司附近的食堂吃饭。后来，看到村里有数不清的摊贩，还有很多超市如京百万、京客隆等，就买了锅碗瓢盆自己做饭。
他对目前的住房很担忧，半年前就有消息说，所住的村子要拆迁，搞城中村改造。他说：“要真拆得重新找地方，一是麻烦，二是费用肯定增加。像这么便宜，上班、生活又很方便的房子，很难找到了。”
像他这种情况的农民工很多，最大的心愿就是住上廉租房。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出资，规划建设一些廉租房、低租房、公共租赁房，给外来人口租住。
说起将来的打算，肖继周坦言，原来他想努力工作，努力存钱，在北京买个房，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现在看来太难了，房价一涨再涨，不得不放弃。目前的想法是，在北京再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找机会去个二线城市，在房价不很高、压力不很大的地方，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好好工作，好好生活。
有关专家说，新生代农民工大约有１亿人，最难的就是寻找稳定的住处。商品房是他们中多数人难以问津的奢侈品，在一些大城市租房子也成本高企。他们建议，缓解安居难题，可通过租赁商品房资金补贴、扩大廉租房保障范围、在打工者密集区建新区等灵活措施，为新生代农民工“量身定做”住房等政策，帮助新生代农民工逐步安居城市。
最大的诉求是：别拿农民工当外人
“别歧视农民工，别拿农民工当外人！”这是记者采访期间听到的最多的话。
“请了一次假，被包工头罚款 1000 元。”时间过去半年多了，王长友提起这件事来还愤愤不已。
今年23岁的王长友是临清市金郝庄乡人。2009年3月，他与同乡村民奔赴河北一建筑工地，干起了电焊工。去年麦收期间，他请假回家帮助父母收小麦，没想到到了下个月领工资时，竟被罚款1000元。
王长友他们跟建筑公司约定的工资是每天 100 多元。 到年底，建筑公司欠了20多个农民工30 万元工资，其中包括王长友的5600 元。为了回家过年，工友们找建筑公司索要拖欠工资，建筑公司不但说手里没钱，还要按每天50元来重新计算所拖欠工资。
在几次索要工资未果的情况下，被逼走投无路的王长友联合几个农民工聘请了一位律师，一纸诉状将工程发包商及建筑公司告上了法庭。在法律面前，建筑公司不仅把拖欠的30万元工资发放给农民工，还向他们赔礼道歉。
王长友说：“我不会像父辈那样逆来顺受，我会主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诉求，就是别拿咱当外人，一视同仁。”
城市的建筑工地、工厂、商场、店铺、车站码头、大街小巷乃至一些家庭，到处都有农民工的身影，到处都有他们的匆匆脚步。农民工成了建设城市、创造财富、 服务社会的中坚力量之一。然而，他们并没有作为权利平等的群体融入城市社区，并没有因他们的心力贡献而获得应有的待遇。令人欣慰的是，这种状况正在得到重视和改变。
最大的理想是：不永远下苦力
临清市松林镇仓上村的张泽文，今年26 岁，已有8年打工经历。17岁时，刚上高一的张泽文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南下广州、深圳，北上大连、北京，从手袋厂、电子厂到建筑、装潢，他到过很多地方，做过很多工种，受了很多苦，也积累了资金和经验。 2008年下半年，当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影响到国内部分企业时，正在广州市搞建筑装潢的张泽文也感觉到了丝丝寒意，渐渐没活儿可干了。当年9月份，张泽文返回家中。
“返乡也不能放弃希望，回来之后总要做些事情。”张泽文说，“我曾有过养猪的经历，在回家的途中就盘算办个养猪场。 ” 他一回家就开始砌猪栏、添设备、买饲料、购猪苗，很快就把一个小型养猪场办起来了，还和其他5 人一起注册了养猪专业合作社。
张泽文的养猪场目前有20头良种母猪和 300 多头肉猪，他准备增加 15万元的投入，扩大养殖规模。 他还打算在镇上建一个仔猪交易市场，不仅满足合作社成员的仔猪供应，还可以为其他农户提供猪苗。
张泽文的经历，折射了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追求。我们在抽样调查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最大的理想是什么？”80％多的受访者回答“改变目前状况，不永远下苦力”。在被问到如何实现理想时，45％的受访者回答“ 积累原始资金，创业当老板”； 31％的受访者回答“积累经验，当管理者”；24％的受访者回答“学好技能，荣升更高且清闲一点的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