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在拥有９亿农民和１．５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国在继２００４年之后，再次出现了大范围的“民工荒”：今年初，四川、重庆、贵州等农民工输出省市的地方官们还在为如何妥善安置上千万“失业”回乡农民工而犯愁；但仅仅几个月之后，曾经在金融危机的寒流中纷纷解聘雇员的东部地区企业，却又手持订单招不到工人了。
与5年前一样，因为“民工荒”，农民工群体再次从“社会边缘”回到“主流视野”。“民工荒”既让我们嗅到经济复苏的气息，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力量在成长：曾经一向被认为“只为打工赚钱”的农民工，正在用自己的双脚表明自己的基本权益和基本需求。
西部正在为农民工开拓“新天地”
经过10年的大开发，今天的西部已经不是10年前的西部了。统计数据显示，１０年来，西部地区快速崛起，ＧＤＰ年均增长率达１１．４２％，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两个百分点，成为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发展最快的１０年。今年上半年，西部经济更是率先于中东部经济和全国经济反弹上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上半年东部地区增长５．９％，中部地区增长６．８％，西部地区增长１３．２％。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东部地区增长２６．７％，中部地区增长３８．１％，西部地区增长４２．１％。
西部地区的经济活力让中外资本看到经济复苏的希望。今年在成都举行的第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上，西部地区共吸引了５９００多亿元中外投资，中东部地区原有产业正在加速向西部转移。那些原来要千里迢迢找工作的农民工，在西部，在家附近，就能稳定就业了。
在成都市的长寿路上，多家餐饮服务、社区管理用人单位都长期挂出招工告示，上面大都给出了“基本工资＋奖金＋社保”的承诺。不管是总结东部企业用人教训，还是学习国外发达国家用工经验，西部地区用人单位在用工上越来越追求长期效益。
去年春节期间的农民工返乡潮，曾让西部地区大费了一番周折，想了很多办法让这些农民工就近就业和参加技术培训。去年底，四川巴中市南江县就多次组织县就业局、建设局、农业局、扶贫开发办和一些技术学校，采取集中培训与送课下乡相结合的办法，对３０００多名缺乏技能的返乡农民工进行木工、砖工、电焊工等专业技术培训。后又根据返乡农民工的从业特点、行业分布、劳动技能等状况，以“自愿、对口、就近”的原则，将１万多名具有相当技能的返乡农民工安置到城乡住房、基础设施等灾后恢复重建工程中就业。
目前，该县在建的简家坝小学、小河职业中学、南威水泥厂、县城污水处理厂、县妇幼保健院、县文化中心及各乡镇公路、水利、公益设施等２８０多个灾后重建工程共接纳返乡农民工８１００余名。“地方政府不希望已经就业的农民工再次南下、东去务工；已经在家乡就业的农民工也不希望改变现状。”南江县劳动部门一位干部直言。
一个群体开始觉醒　一种力量开始形成
从当年的“民工潮”到如今的“民工荒”，我们似乎能读出一种力量在成长：备受“一盘散沙”诟病的农民工一旦作为一个群体在行动的时候，谁也不能轻视其对中国经济、社会甚至包括政治的巨大影响力，毕竟这是一个拥有上亿“成员”的群体。
他们见多识广保持了对农村的巨大影响，他们吃苦勤奋成就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从身份上讲，他们是农民；从工作上讲，他们又是工人。这就意味着他们是既不同于农民又不同于工人的一个有着自己利益诉求的群体：他们比农民更强烈地要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要求基本的社会保障、要求工资待遇的提高、要求工作环境的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为促进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普遍热衷于招商引资，并在我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招商引资热。在激烈的竞争中，农民工权益保障往往成了资方与地方政府博弈的牺牲品。不少地方政府为吸引资金在本地投资，有的甚至暗许资方可以不给工人尤其是农民工买保险、办社保，对其为前来务工人员准备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更是没有尽到监管的责任。不可否认，盘活民间大量流资对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忽视劳动者权益的经济增长是不道德的。
四川省民工救助中心几年前曾经做过一个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四川农民工每年因为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而造成的损失，占到当年农民工收入的１０％，平均每位农民工每年要损失几百元。
近年来，农民工的素质普遍提高，他们已经不像上世纪８０年代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那样主要是打工以贴补家用了，这些新一代农民工普遍年轻、文化程度较高、长期在外打工、社会活动参与度较高、更认同城市的生活。但与之不对称的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权益保护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事实上，对于我国来说，劳动力总量上不会出现短缺，但是劳动力过剩程度将不断降低，并最终走向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平衡。而目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其实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等劳动力权益保护体系缺失导致的，而缺乏劳动力权益保护体系的就业是一种不正常的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