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就在去年经济危机下，农民工无工可做，纷纷返乡的记忆还没散去的时候，今年民工荒的新闻就开始吸引了媒体的关注。而央视记者的报道更是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四川出现民工荒，建筑工人月薪5000元。

由于我父亲是一个资深建筑工人，我对这个行业也算了解一点皮毛，所以我对这个新闻并不感到过于惊讶。且不说这个月薪5000元只是个别现象，并不普遍，不过是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而提炼出来的一个细节。即时真的大部分建筑工人的工资能到5000，我也不太惊讶。

虽然父亲金盆洗手已经好多年了，但是几个堂兄还在做这个行当，因此也会和他们聊起建筑工地的事情。记得在两三年前的时候，一个堂兄在石家庄干活，每个月至少都能拿到3000元了。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行业的情况，当时他们是分为两种计薪标准，“日工”和“包工 ”——前者是工头规定每天多少钱，干多少活都是这个价；后者就是我们说的绩效工资，多劳多得。我所认识的建筑工人们，都喜欢做包工，经验告诉他们，包工挣钱比日工多。基本上对他们来说，每个月至少挣3000块钱才会做这个工作。

我上面说的是技术工种，而那些单纯出卖劳动力的建筑工人们，则挣不到那么多了，但是每月也能达到一千多。但是这样的收入在当时的石家庄也算不少了。举个例子说，我也算是个堂堂的大学本科毕业的，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才几百块钱。半年后换了一份工作，工资涨了一点，也才涨到一千多。

不过即使当时他们挣钱比我多好多，而且我又是建筑工人世家，但是从来没有想改行做建筑工人的想法。我们坐在电脑面前为他们的高薪喝彩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他们获得这样的高薪背后，付出了多大的辛劳。父亲兄弟四人，三个人是建筑工人，其中两个人都得了腰间盘突出，这和他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劳动时间也很长，每天工作时间绝对远远超过8个小时（现在不知道情况是不是好些）。当然，为了多劳多得，他们也会忍耐的——中国农民的忍耐能力总是很大的。最重要的，那些所谓的高薪，只不是是表面上的数字。最终结帐的时候他们能拿到多少，谁也不知道。因为讨薪要跳楼的新闻，我们看到的还少吗？

而同样是建筑工人，我们要不要习惯性的也对比一下美国的情况呢？

刘瑜的新书《民主的细节》中有一篇文章叫《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文章中说，美国的建筑施工速度非常缓慢，与中国日新月异的速度完全没办法相比。一个原因就在于美国工人身上。他们每天早晨8点上班，5点下班，上午有一个常常的“咖啡时段”，下午也有另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除此之外，午饭时间要用两个小时。如此算来，一天他们能工作六个小时就算不错了。除了时间上的不同之外，他们还享受着完备的保险、高额的福利以及正常的假期——你问问现在我国的建筑工人，他们平时有节假日吗？

不过，也许有人会问，我们不要提这些现在没有达到的标准，而是用现在的情况和去年民工返乡的情况相比，和前些年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相比，是不是有进步呢？

我得承认，数字实实在在的摆在那里，看起来确实进步了。但除了这个数字上的变化之外，我并不像盛大林那样乐观。我不认为段时间的数字浮动，能够对农民工这个群体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果工厂效益不好了，可以随意削减农民工的工资，甚至零成本的辞退农民工，遣返他们；现在效益好了，提高工资，吸引他们来工作，也很正常，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而如果现在效益好了，提高工资就能重新招到农民工来工作，那么当再次遭遇效益不好的情况时，他们一样可以随意辞退农民工——对农民工来说，“招之即去，挥之即来”的状况并没有改变，而这种状况没有改变的话，现在他们能挣到高薪，过两天他们也可能随时失业。

如果民工荒背景下的涨薪，真的反映了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的话，那也仅仅是反映了供求关系这个概念。农民工只不过是这个概念里的一个“变量”，而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正常群体——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群体的话，为什么他们不能和我们一样有福利保障？不能和我们一样有节假日？正如张军兴所言，如果不能建立相关的法治、民主、人权等要素的配套，缺乏这些政治、文化层面的措施，农民工告别廉价劳力就只能是一个幻想。

当然，我们对这个现象也可能有另一个解读。农民工高薪反映了市场对农民工的需求变大了，需求变大的原因则是企业接到了大量订单，而企业订单增加则意味着经济开始缓慢的走出低谷。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而言，似乎是一个好的事情。这样的解读或许符合逻辑，但是和廉价的农民工时代并无关系。

涨薪只不过是企业为了招到更多工人的自发行为，但是要想让农民工的福利和社会保障能真的实现，还需要政府有切实的行动和干预——显然，农民工最高月薪5000元，与政府无关。所以，廉价农民工的时代，并没有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