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逐渐回升的经济数据几乎同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正在加剧。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7月供求报告显示，企业需求总人数60.3万人，求职总人数35.4万人，用工缺口达25万人。
深圳市4月用工缺口2.3万人，到6月份用工缺口超过6万人。而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眼下招工也是困难重重。部分建筑工月薪上升到5000元。

毫无疑问，“民工荒”的出现，给城市企业带来很大程度的创伤。尤其在目前这个阶段，各地企业订单猛然上升，经济形势有所回暖。有论者称，我们应持以乐观态度，因为这是经济复苏的象征，只要给农民工较高的薪酬刺激，不愁农民工不回潮。显然，这种思维过于片面。我们必须正视，“民工荒“决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薪酬定位。

当然，倘若各地企业纷纷追升月薪，势必能让部分农民工回到城市。但是，仅靠提升月薪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民工荒“问题的。可以预期的是，没有从本质上下功夫，阶段性“民工荒”还会季节性的屡屡发生。

“民工荒”的出现并非偶然。根本上说，“民工荒”与农民工基本权利的缺失不无关系。有学者统计，江浙、珠三角等沿海城市，外来人口对当地GDP的贡献高于30%，但是，囿于制度和现实的羁绊，农民工却无法享受当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显然，“民工荒”的解决，是要赋予农民工一些应有的基本权利和伦理上的尊重。在“民工荒”的倒逼下，政府和企业都开始审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似乎走向穷途末路。正因为此，江浙、珠三角等沿海企业开始提薪或提高其他方面的待遇。

薪酬、企业待遇方面的转好企业可以解决，当然，这也是市场规律下的必然。但有些方面，企业无法解决，比如说户口、孩子上学和社保等问题。地方政府若想从根本上解决阶段性“民工荒”，就必须将农民工应该享有的一些基本权利纳入统筹范围。当然，一些地方政府在这些问题上已然做出努力，不少农民工开始入户，孩子也能方便的入学。但是，还必须正视的问题是，不管是从制度上还是城市文化上，城市给农民工的温暖还很欠缺。比如，在就业、用工的保障上，一些企业以无赖的姿态拖欠农民工工资，而相关的维权部门又表现出极度疲软，如此的工作环境，怎能让农民工找到可以依靠的安全感。更进一步讲，一些农民工被逼无奈，以跳楼跳桥相威胁，却被解释为作秀，甚至被定位到聚众滋事扰乱公共安全。

与城市相比，虽然农村收入较少，但农民工更容易在家乡找到可以依靠的家的感觉。何况，而今的农村在合、社保等方面有了较好的发展。权衡左右，我相信任何一个农民工，都会觉得还是在“家”待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