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去年10月宣布四类“优秀农民工”可在就业的江苏城市落户以来，已经大半年过去了，这一政策的落实情况如何？据最新报道，截至今年7月1日，江苏省符合落户条件的两万多名农民工中，只有6人落户所服务的城市。其中南京50名获得国家、省、市级优秀农民工称号者中，只有获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的刘国彦今年初申请落户，拿到了南京的户口本和身份证。 

        出台优秀农民工落户政策可以说是体现了对农民工的关心，为什么却应者寥寥呢？是城市户籍失去了吸引力了吗？或者政策本身有什么问题？在落户政策提供的自由选择机会面前，符合条件的优秀农民工会如何决定自己的选择呢？ 

        据了解，让子女接受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同享城市更完善的保障，是目前少数优秀农民工申请落户的主要原因。但与那些购房落户、拥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外来人员不同，绝大多数优秀农民工在城市只是普通的劳工阶层。他们虽然在城市工作，但自身却远没有与城市建立起认同感，而家乡有土地为这些优秀农民工增加了安全感。现在农村土地价值含金量越来越高，相反城市的户籍含金量越来越低。不少稀缺资源，更多时候得靠经济实力说话，比如城市里的好学校，不仅有户口要求，还要求拥有学区内的住房，一个户口并不能起根本作用。 

        农民工是目前中国蓝领工人和城市低端服务员工的主要组成，没有农民工的积极加入，我们的第二、三产业不可能如此繁荣。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许多应有的社会保障他们其实享受不到，住房等保障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许多障碍。在经济不景气时，农民工即便有一个城镇户口，也可能面临失业，而如果拥有农村户口，失业后还有土地保障的“退路”。在那两万多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中，大多都是出外奋斗了很多年，靠勤劳智慧贡献较多的资深打工者。他们如果选择落户，得到的机会收益（如社会保障等）不够多或者不明朗，但要失去的机会成本（如农村土地权益）却很明显也很现实。在落户的机会面前，他们作出忍痛舍弃的无为抉择并不奇怪。 

        在他们的抉择面前，再重新审视“四类”农民工可落户的政策可以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政策的制定者太重视户籍指标的稀缺性了，要把这一“稀罕物”当作奖品颁发给农民工中的佼佼者，却不曾想到奖品竟受到了冷落。当然，这一政策善良的初衷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否定。只是不管有多么善良的初衷若只是一厢情愿，却没有多做一些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不从农民工的角度设身处地考量和推演，作出的政策行不通也在情理之中。但值得厘清的是，那些表现在优秀农民工身上的对落户城市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个农民工群体的态度，但可能更侧重于年纪大资历深的那一部分。 

        就农民工落户城市而言，怎样的政策设计和推进路径才行得通呢？笔者认为，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应由各级政府整体推动，而不是由个别部门负责；应当以年轻的二代农民工为主要的政策设计对象，在推动落户城市的同时把相关的配套措施，如针对农民工现状而开发廉租房、公共公寓等，切实促进其融入当地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加强培训促进其就业的稳定性等，作为一体化的政策来推出。这样做的理由是，二代农民工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要小得多，其中不少人已不具有耕种土地的技能，相对于他们的父辈他们落户城市的机会成本低得多，而机会收益却要高得多。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农民工中的第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就提交了“吸引二代农民工到城市落户”的建议。前不久，王荣提出因为现在深圳打工的主要是二代农民工，深圳市农民工的概念将很快“消失”。最近又有专家提出，中国新生代的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需要中国的城镇管理政策尽快做出调整，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相当部分人融入城镇提供必要的条件。他们的关注点一致指向了二代农民工，这应该不是出于偶然。 

        农民工人数众多，要促进他们完成市民化的过程，需要一定的门槛限定和探索时间。但无论如何，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是在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同时必须做好的事情。而且，考虑到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需要一个过程，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需要给予他们宽容一些的社会福利环境。比如设定一个合理的过渡期，在这个期限内，农民工既可以享有城市的社会保障，同时也不失去在农村的权益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