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漯河市80多岁的王老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失踪三年杳无音信的儿子王某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母子俩抱头痛哭“儿啊，我都以为你死了啊。”王老太抽泣着。半小时后，一件出人意料、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王某怒斥老母：“你老了我不养活你!我在外边当官，日子过得好好的，你接我回来恁啥!?”

　　围观的人们一愣。

　　原来，王某是一个智障者。送他回家的人，是安徽省界首市公安局治安大队队长赵亮。界首市警方近日从两处黑煤窑中解救了30余名智障劳工。王某是其中之一。

　　这起黑砖窑非法使用智障劳工事件是由嫌犯在山东省诱骗、购买了30余名智障者，并向窑厂出租智障劳工牟利。办案人员分析，出租车司机出售——包工头购买——窑主雇佣等环环相扣，凸显非法用工背后的利益链条，这也是非法用工屡屡遭受打击却仍不断出现的根本原因。

　　睡茅草地铺大小便也在屋内解决

　　4月28日上午，界首市公安局局长高杰刚上班就接到了一封举报界首市砖集镇窑厂非法用工的信件。鉴于窑厂地处界首市与河南沈丘县交界的偏僻地区，环境复杂，为确保解救成功，警方决定采取秘密行动。当日上午8时许，警方派便衣暗访调查核实举报线索后，立即秘密控制住了主要犯罪嫌疑人张学乾。在对张学乾的初步审查中，警方很快了解到，该市光武镇某砖窑厂也存在类似情况。

　　为确保解救行动顺利，警方火速组织治安大队及派出所80余名警力，将砖集镇、光武镇的两个砖窑厂团团包围。随着一声令下，警方很快将现场监工、窑主等犯罪嫌疑人制服。正在汗流浃背、埋头干活的20多名受害人面对如同天降的公安民警，一下子惊呆了。仅过了几分钟，他们就反应了过来，是民警解救他们来了。他们立即扔掉手中的工具，欢呼起来，高兴得“哇哇”大哭。警方查明，这些受害者刚被张学乾从山东带到安徽界首市不久，在界首市砖窑干活时间最久的仅有1个月左右，时间最短的只有4天。此前，这些人已经在山东荣成跟随张学乾在砖窑干活3年之久。

　　经清点，当天两个砖窑厂共解救受害人32名，刑拘犯罪嫌疑人10名：包工头张学乾、8名现场监工、窑主和张学乾的妹妹。其中，张学乾在每个窑厂分配4名监工，每名监工分别负责看管4个智障劳工。张学乾的妹妹张桂灵为32个智障劳工做饭，平时除了智障劳工干活和吃饭以外，就把他们锁在破旧的屋子里，让智障劳工睡茅草地铺，不让随便出门，大小便也在屋内解决。

　　界首市政府连夜召开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参加的专题会议，决定一方面公安机关深挖细查;另一方面，将被解救的32人暂时安置在福利院，随即由公安牵头，对受害人逐一进行询问，通过公安户籍网络查询，想方设法和当地有关部门或其家人取得联系，争取尽早安全妥善地把受害人送到其亲人身边。

　　出售—购买—租用构成非法用工利益链

　　犯罪嫌疑人张学乾自2005年在山东省荣成市人和镇砖窑厂打工。当他看到当地一些窑厂使用智障劳工成本极低，便也打算使用智障劳工。2006年夏季，他寻找到了第一个智障劳工。

　　警方初步查明，被解救的智障者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张学乾亲自去各地寻找流落街头的智障者，并把其哄骗到窑厂，通过这种途径有五六人;第二个渠道是以每名智障者200元左右的价格向出租车司机购买，其中有一名出租车司机贩卖智障者人数达10多人，是贩卖人数最多的一个，其他的出租车司机一般卖给张学乾一两名智障者。2008年底，张学乾手下智障者达到32名。随后，他再把智障者租用给砖窑窑主，向窑主收取费用。由于智障者工资大幅度低于普通工人，一些不法窑主便通过类似张学乾这样的包工头雇佣智障者，减少成本。2008年底，张学乾所在窑厂取土困难不得不关闭。2009年初，张学乾决定回到位于河南省和安徽省交界地带的界首市继续寻找窑厂出租智障劳工。

　　界首市公安局治安大队长赵亮说，32名智障劳工中，有14人来自山东省，6人来自河南省，3名来自安徽省，其余的人来自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其中有19人一般情况下与正常人外表举止差别不大，能准确讲出自己家乡在什么地方;有10人能大致说出自己家乡所在的县市;还有3人分别是连家乡在哪里都不知道或不能说话。其中绝大多数受害人连自己是否领取工资这一简单事实都无法向警察说清，也无法说明自己曾于何时何地做过何事，明显缺乏与常人沟通和社交的能力。

　　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这些受害者是否有乘坐火车、飞机等远程交通工具的能力和金钱?如果没有的话，他们究竟如何能从天南海北集中到山东荣成市的呢?张学乾背后是否有一种有组织的地下网络，专门从事诱骗收集智障者并将其贩卖?目前，由于案件仍处于侦查阶段，还无法对这些疑问作出解答。

　　赵亮分析，由于受害人均没有正常思维和表达能力，案件侦破有效线索不足，有关证据仍在进一步收集中，现在尚不能确认张学乾是团伙犯罪还是个人犯罪。首先，张学乾自2006年一直使用智障劳工在窑厂工作，时间久远，证据难以固定，而且他在荣成市工作过的窑厂已经关闭，取证较为困难;其次，智障者表达能力较差，受害人无法说明自己何时在何地工作，甚至连自己工作是否能领取工资这样的简单事实都无法回答，无法为警方侦查破案提供有效信息;其三，张学乾供述的贩卖人数最多的出租车司机个人信息模糊，线索不明晰，难以锁定。张学乾仅说出了该出租车司机的姓，没能说出其具体名字和出租车车牌号码。而且，该出租车司机手机号码经常更换，有可能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给警方破案带来困难。

　　地方政府可能存在畏难情绪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张学乾在山东荣成市使用劳工3年之久，却没有被劳动监察、公安等部门查处过。尤其是2007年山西“黑砖窑劳工”曝光后，劳动保障部派出9个督察组分赴有关省份就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尽管如此，张学乾依然能在荣成市安然无恙地度过严打期。最后，他离开山东荣成市到安徽界首市的原因，也是因为砖窑取土困难，而非相关监管部门加强监管才迫使他离开的。

　　从张学乾供述可以分析出以下三点：第一，他看到别人使用智障劳工获利开始使用智障者，这说明荣成市黑砖窑并非仅张学乾一家;第二，多名荣成市出租车司机多次与张学乾联系，以每人200元左右价格把智障人员贩卖给张学乾，这说明贩卖智障者不是偶然的个体的顺手牵羊行为，可能是个别人贩卖智障者获利并形成了一种示范效应;第三，张学乾在荣成市使用智障劳工3年多却没有被查处，而且，初步侦查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犯罪利益链条：出租车司机收集贩卖智障者———“张学乾们”购买———不法窑主接收使用，这样的利益链条在荣成存在多年且未被查处，是否意味着荣成存在着滋生“黑砖窑智障劳工”的特殊环境?

　　鉴于山西2007年“黑砖窑”事件的教训，个别地方党委政府可能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担心黑砖窑查处公布后会影响地方政府形象，在处理黑砖窑问题时可能存在畏难情绪。办案人员建议，两省警方应当充分配合协调，彻查嫌犯张学乾背后的贩卖智障者的相关利益链条，避免案件在调查跨省查办过程中出现因协调问题出现的意外情况。

　　无家可归智障劳工遣返成难题

　　安徽界首市警方日前解救了30余名黑砖窑智障劳工。但是，一些无家可归、有家难归的受害人成为遣返难题，甚至有的受害人遣返途中再次走失。专家呼吁，应以政府为主导，公助民办，吸引和鼓励社会资金兴办智障者托养机构。根除黑砖窑智障劳工问题，是智障者的渴望，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一些智障劳工可能再次遭受侵害

　　有的受害人有家不愿回、有家不能回。

　　刘唱戏是这样的智障者之一。界首市民政局局长张秀斌说，刘唱戏是受害者中大脑比较清醒的，被认为是最早可以送返的人，但直到现在已经送走了29人，他成为最后滞留的3个人之一。另两人中，一人是哑巴，另一人患有失忆症，均无法说出具体家庭地址。据刘唱戏讲述，他家中只有哥嫂，哥嫂经常殴打虐待他，因此不愿说出家庭地址，不想被送回家。

　　还有的受害人是无家可归。张秀斌说，一名来自山东烟台市的受害人安某，原是烟台市一家木材公司的职工，和妻子离婚后流落街头。他还有一个女儿，但无法取得联系。虽然界首警方联系到了他的堂兄，对方却不愿接收“我们满腔热情地联系到了失踪人员亲属，以为对方会满心欢喜，但实际上对方却不愿见面，态度冷冰冰的，接电话爱理不理，搞得我们很尴尬。”界首市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后，界首市工作人员只能将其安置在烟台救助站。

　　为了能让受害人早日返回家乡，界首市警方想方法设法与受害人家属取得联系。公安人员为受害人拍摄照片，并把照片发布在受害人所在的县级公安机关信息网站上，供当地有亲人走失的群众查询。与此同时，界首市警方还把办案民警联系方式公布在网络、电视等媒体上，以便受害人家属能及时与警方取得联系。尽管如此，由于受害人的特殊性，送返工作进展仍然十分艰难。警方只要能查出受害人籍贯所在的县，他们便把智障者送往所在县的救助站。但是，剩余的3人连所在县都无法知晓“我们打算这3人作为院民纳入统一管理，为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界首市福利院值班人员房超领说。

　　此外，还有的受害人遣返途中再次走失。根据救助站遣返属地划分政策，界首市民政局派专人把一名家住安徽六安市的智障者护送到合肥，并移交给合肥市救助站。但是，合肥市救助站给智障者买了一张车票后便置之不理，导致该智障者再次走失。合肥市救助站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用一种不耐烦地口气说“我们看到这个人表现很正常，而且我们也没听说他脑子有问题，所以我们按规定给他买了车票，让他回家。我们过去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据了解，在送往合肥市救助站的智障劳工中，共有8人走失。

　　政府权威和公信力受到伤害

　　虽然黑砖窑的始作俑者是个别不法分子，但公众可能会把由此而生的的愤怒指向劳动、公安等部门，政府权威和公信力必将因此受到伤害。这种愤怒转移的趋势和迹象已经在山西黑砖窑智障劳工问题中明显体现了出来。

　　基层官员建议，应当对症下药，“三管齐下”预防和避免“黑砖窑劳工”事件的屡屡发生。第一，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的劳动监察工作力度，尤其是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石料场、码头、沙石厂等劳动强度大、以简单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场所。重点查办使用或介绍童工、智障人员务工和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等违法犯罪行为，劳动、工商、公安等有关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交流，建立劳动力市场监管的长效机制，完善信息网络，落实举报制度，把专项行动和经常性检查结合起来。

　　第二，加大“黑砖窑智障劳工”案惩处力度。河南方城县窑主付峰等人暴力奴役20多人，仅获刑9个月至7个月不等;新疆玛纳斯县窑主牛海东等人暴力奴役40多人，获刑3年。办案人员呼吁，刑法应当增设暴力强迫劳动罪，提高刑期，严厉打击犯罪分子。

　　第三，建立健全智障者托养收容机构和制度。安徽省残联副理事长钱玉贵说，福利院主要以儿童为服务对象，养老院主要以老人为服务对象，救助站是一个短期收容的过渡性机构，社会上极为缺乏以残疾人(智障或肢残)为服务对象的托养机构。2007年，国家开始在上海、江西等省市部署残疾人托养机构试点，但覆盖面一直较低，政策支持和财政不足。

　　他建议，政府应当加大对残疾人托养机构扶持力度，采用民办公助的形式，即政府通过财政资助，出台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吸引和鼓励社会资本兴办残疾人托养机构。对于经济条件许可的家庭，可收取一定托养费用，对于那些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则免费收容。

　　钱玉贵说，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家里有一个重度残疾人，要多个家庭成员来照顾，影响家庭生产效率。长期下来，这些家庭成员会身心疲惫，还有些则因经济困难无力承担。如果能有专业托养机构，或者在福利院和养老院内开辟残疾人专区。与福利院等机构不同，托养机构专业技能性更强，不仅要保证其基本生活，还可以为智障者和残疾人提供肢体或心理功能恢复训练，比如让哑巴学习哑语、让肢残者学用筷子等，让他们通过学习能生活自理。对于一些有劳动能力的智障者，要在确保其劳动权益的前提下，为其提供就业岗位。适量的劳动量、适宜的工作岗位，不仅能保障其基本生活，还能促进与正常人的交流，帮助其融入社会，是一件好事。

　　安徽界首市警方近日解救的黑砖窑智障劳工已有29人被送返家乡，尚余3人在界首市社会福利院等待认领，这剩余的3名受害人中，包括1名不会哑语的哑巴，以及2名智障程度相对严重者。他们均说不清家乡所在地。

　　“黑砖窑智障劳工”现象缘何屡打不绝?

　　安徽界首市警方近日从黑砖窑解救出30余名智障劳工。

　　自2007年山西“黑砖窑劳工”事件曝光，虽经过国家专项整顿，河南、安徽等地“黑砖窑劳工”事件仍时有发生。专家呼吁加大非法用工劳动督查力度和对犯罪分子惩罚力度，建立健全智障人员托养机构及制度，从根源上杜绝“黑砖窑劳工”问题。

　　“黑砖窑劳工”现象屡打不绝，其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使用智障劳工可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大经济利润，这使得一些不法分子敢于以身试法。而且，智障人员难以与常人交流，其合法权益受侵害后不易被督查部门发觉。

　　其次，使用“黑砖窑劳工”违法成本较低。在受害人未出现死亡或重伤时，法院一般以强迫职工劳动罪对嫌犯判刑。刑法规定，犯强迫职工劳动罪一般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这就意味着，直接责任人最高量刑也不超过3年，甚至一些监工、看守等人仅仅罚款了事。如此之轻的惩处，难以在社会上对类似的违法犯罪行为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

　　其三，黑砖窑智障劳工是没有自我分辨能力的特殊群体，这些受害人经常是因为家庭失和离家出走或失忆找不到家。一些受害人有家不愿归或无家可归，即使强行把他们送回家，他们仍可能再次离家出走。沦落街头的他们有可能再次成为受害人。

　　“黑砖窑劳工”事件的危害性和破坏性不能低估。此类事件频频出现，一次又一次撕裂了社会公众的情感，突破公众的道德底线，对人们公平公正感的社会认知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而且，公众还可能会把由此而生的愤怒指向政府劳动监察、公安等部门监管失职，政府权威和公信力必然会频频因此受到伤害。

　　要解决智障劳工问题，必须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的劳动监察工作力度，重点查办使用或介绍童工、智障人员务工和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等违法犯罪行为，劳动、工商、公安等有关部门应把专项行动和经常性检查结合起来;必须对类似“黑砖窑劳工”案嫌犯加大惩处力度，刑法应当增设暴力强迫劳动罪，提高刑期，对犯罪分子依法从重查处;必须建立健全智障者托养收容机构和制度，对有家不能回、不愿回的智障者，应当将其收容到智障者托养机构，防止其流落街头，再次成为不法分子的侵害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