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挺住了，可西班牙经济没挺住”

　　最初，一个人在国外，让郭福波最不能适应的是高强度的工作和压榨人的老板。每天规定的工作时间是10个小时，经常加班到后半夜。让他更难忍受的是老板的态度，经常使唤来使唤去的，晚上没有客人了，提前五分钟换衣服下班也要被骂。

　　慢慢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的工资也从最初的300欧元涨到了700欧元，出国之前借的钱都还上了，正当他看到希望的时候——2008年10月的一天，他失业了。

　　没有任何理由，打工了两年的店子就把他辞退了。与他一起被辞掉的还有餐馆里所有打“黑工”的人。突然的失业让郭福波真实地体会到了经济危机的降临。

　　他所在的西班牙，截至今年1月份已经成为整个欧盟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失业人口突破了350万人，失业率高达14.8%。为了保证本国人的就业，西班牙开始采取各种手段，加大打击“黑工”的力度便是其中的一项。

　　从2008年底开始，西班牙政府开始对雇佣“黑工”的老板处以最高6万欧元的罚款和36小时羁押。

　　2009年3月4日，西班牙著名华人报纸《欧华报》，以《检查风暴刮来矛头直指黑工》为题报道了此事，报道说，自2月下旬以来开始的各项大检查，让很多华人、华商忧心忡忡，但令人忧虑的消息还在后头。本周开始起，个别华商仓库、店面分别遭到了警察部门、劳工部门的突击检查，这次检查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抓捕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黑工”。

　　大力度的惩罚措施和一次次的突击检查，使得很多老板纷纷辞退“黑工”，郭福波的老板也是其中之一。

　　这让刚刚渡过低谷的郭福波很沮丧，他开始关注当地华人报纸，试图寻找新的就业信息。然而，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失业华人跳楼、西班牙房地产走向谷底的消息。

　　与此同时，他周围没有居留证的华人也开始接连地失业。

　　2008年3月，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连任，他一向主张友善温和的移民政策。这曾让郭福波看到了些许希望，期待着再一次的大赦。谁曾想全球经济危机，让一切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不甘心的郭福波走上大街不断找工作，绝望地发现没有居留证，没有地方会接收。“刚来的时候觉得打工苦，差点没挺过来，硬咬牙硬坚持，没想到我是挺过来了，西班牙经济却没挺过来。”

    　围追堵截

　　西班牙的现象并非孤立。北京边检总站遣返所科长宋欣介绍说，最近半年，世界很多国家都加大打击黑工的力度，一方面，国内严查；另一方面，口岸严堵。

　　以北京边检总站为例，2008年，他们接收了5024个境外遣返人员，比上一年增长了10%。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自返和当地移民局未通知的人员。

　　遣返潮的另一面，是向外走的劳力的受阻。

　　3月6日，14名福建劳工就是在越过边境的时候被波兰边检扣押的。

　　和郭福波不同的是，福建的14名劳工有合法的劳工签证，他们维权意识很强，保留了中介的电话，甚至把和他们签订合同的华闽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也拍了下来。

　　在去年12月24日赴波兰的路上，他们自己捏着护照，自己换登机牌，直到下了飞机才由当地中介接走。

　　然而，到达华沙后种种被骗的迹象开始显现。

　　一行人被接到合同中所提到的屠宰厂的那天，正值圣诞节假期，三天没有人安排吃住；开始干活后，工厂并没有为他们办理健康证、暂住证和工作证；而且实际的工资仅为每小时1.6美元，是合同上的一半；工厂发给他们十几人使用一口小平底锅，做饭需要从凌晨三点开始轮流。

　　愤怒的劳工不断和远在中国的中介进行交涉，大家凑电话费，大部分电话都由中介林我斌的小舅子林述强去打。几番交涉后，中介终于同意给他们转厂。

　　2月20日，华沙时间下午1：30，林述强清晰地记下了一行人再次被转厂的时间。没有人知道目的地是哪里，当天下着大雪。

　　在越过波兰边境的时候，波兰边检以“怀疑拘捕者犯过罪”为由，将他们羁押。

　　在拘留所里，他们曾经联系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才得知华闽公司并没有向大使馆进行劳工入境的备案登记，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提示他们这可能是不规范的劳工入境。

　　与此同时，他们不停地和中介进行联系，对方则一直拖延时间，一次次表示已经着手保释，一次次又让他们落空。直到他们被关押的第15天，波兰派出8名警方押解他们回国，在去机场的路上，林我斌还在电话里跟他们承诺：保释他们的人正在赶往机场??

　　波兰加强边境检查也和经济危机不无关系。在世界银行在其最新的报告中预测，2009年波兰经济增长率仅为2%。金融风暴爆发以来，波兰的失业率从 8.8%迅速上升至目前的10.5%，仅过去一个月就有16万人失业，创下了1991年以来单月失业人数最多的纪录。该国政府预测，今年的失业率甚至可能达到12%。

　　而在去年8月，波兰修改了相关劳工管理条例，旨在打击境内超过100万的非法劳工。

　　梦仍是一样

　　“以后再也不出国了。”来自山东、东北、福建三地的回国劳工说到这趟出境之旅，不约而同地都这么感叹。

　　“半年没工作，我就饿了半年”，郭福波失业后，每天吃一条0.3欧元的面包，从家乐福买1.2欧元的可乐，有时候煮一碗0.5欧元的方便面，或者到教堂吃免费午餐。现在，但凡碰到“取经”的人，他都让对方准备好一条绳子再出国，以备出国后自杀没钱买绳子。

　　但打“黑工”的行为并没有触犯中国法律，所以遣返所没有对“黑工”处罚，主要是通过他们的口供，抓到组织的中介机构。抓捕也不是遣返所的责任，他们负责移交当地公安。

　　所以录过口供后，下午4点半，郭福波走出遣返所奔赴北京火车站，老婆发来了短信：“坐T271，大约晚上7点半，坐哪趟再发信息，我等你，很担心你。”

　　福建人林明等14人则要在遣返所过夜，次日北京边检将他们移交福建边防支队，安静地坐在飞回家乡的飞机后排，林明慢慢思忖回去如何对付拿走了钱的中介。

　　他们的难题还悬在空中，而一批接着一批的中国劳工仍然怀揣淘金梦奔赴海外。

　　就在福建人林明被波兰警方押解回国的时候，在莫斯科转机时，他们遇到了平潭的老乡，一行43人正奔赴波兰。

　　在警察的看管下，他们彼此无法交流。

　　他看着，43个平潭老乡，怀着梦想登上了飞往波兰的班机。

　　就跟他们当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