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事业如日中天，却舍家弃业回乡承包荒山垦荒种田。有人称赞他是“当代愚公”，儿女却说他是“发神经”，而他的回答是“砸锅卖铁也要干到底”。他就是万荣县荣河镇北杨村农民企业家范福年。
　　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和油价高涨，打乱了他的整体规划，曾经的千万富翁不得不举债度日。

　　“穷娃”范福年：要过饭，打过工，终有所成

　　万荣县荣河镇北杨村东依峨嵋岭，三面环沟，沟壑纵横，黄河从北杨村边奔流而过，河对岸就是陕西韩城。
　　1960年，范福年就出生在这个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粮食供应短缺，许多人吃不饱饭。由于家里穷，上学对于范福年来说，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童年的他不得不跟着母亲到处要饭。忍饥挨饿的乞讨生活让他永生难忘。“家中大部分时候都没有粮食，母亲总是拿一把小笤帚起劲地清扫瓮底的面粉。”这是老范对童年最为深刻的记忆。
　　1978年，范福年只身一人远赴西安谋生。“背过石头，运过水泥，后来做起了防水材料和化工生意。”因为怕别人看不起，每次回乡，范福年都不愿说自己在西安的具体情况。
　　经过二十多年的打拼，范福年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成为了水泥添加剂领域的巨头，创建了奇辉公司并出任董事长。工厂、名车、豪宅，身家千万的范福年成了方圆数十里人人羡慕的农民企业家。
　　由于生意的需要，范福年举家迁住西安。生意场上的成功也让范福年成了秦晋两地的名人。

　　“富豪”范福年：开名车，住豪宅，难舍乡情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北杨村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些老弱病残，有时候，有老人过世，连抬棺材的人都凑不齐，留在村里的年轻人也都不愿意种地。”
　　虽然身在西安，但老范每年都会回万荣老家看望乡亲们。每次回乡，范福年都为家乡一成不变的面貌揪心，也常常因此睡不着觉。“家乡实在太落后了，老百姓的日子太苦了。”
　　在他的心中，北杨村才是他的家。“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根。”
　　由于植被破坏严重，水土流失加剧，村里的可耕种土地面积从解放前的2800亩减少到现在的不足1800亩，村里的荒沟却从解放前的1500亩增加到现在的3000亩。仅有的1800亩耕地还散布于大大小小70多个山头上，最大的只有半亩，最小的还不到席片大。全村1600多口人，人均不到1.2亩，而解放前，村里的人均耕地面积为5.5亩。
　　北杨村的耕地大多坡陡路窄，肥料、庄稼、种子只能靠人扛肩挑，因无法浇灌，加之耕种不便，产量很小。原来靠种地为生的村民不愿再在土里刨食，纷纷到城市打工，原本少得可怜的土地不少被撂荒。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好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返乡，无事可干，每天打麻将，不仅浪费劳动力，也给社会治安造成了一定压力。”
在老范眼里，农村耕地减少，粮食产量下降，劳动力闲置是个“共性问题”，“不及时解决，将来会把更大的难题留给下一代。”

　　“愚公”范福年：移山丘，填沟壑，只为圆梦

　　在西安期间，范福年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贾平凹，并与他成了莫逆之交。在与贾平凹的交往中，范福年对世界粮食危机、国家粮食安全、耕地红线等问题有了深刻的理解。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扩大可耕种土地面积是一个利在千秋的好事。”老范认为贾平凹的这句话说到了中国农村问题的“点子”上。
　　老范心里有自己的一笔账：万荣县现有荒沟荒地30多万亩，这些荒山大多寸草不生，光秃秃的，水土流失严重。“如果开垦出来，种树可以蓄积林木，保持水土，种粮则可以增加耕地面积，解决粮食危机。”
　　2007年7月，四台推土机开进了北杨村。满腔热情的范福年，怀揣500多万元积蓄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北杨村，开始移山填壑，他要把千亩荒沟改造成良田。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老范干脆把家搬到了沟边，与老伴吃住在田间地头。
　　到2008年秋季，范福年开垦的荒地除了一整块有100多亩大外，其他大大小小的狭长地块加起来近500亩。
　　“这些新平整的地土质非常好，一年深翻两次就是好地，按一年麦秋两熟算，效益非常可观。”老范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远期规划，“造田的首期工程完工后，我要把附近的黄河水引上来，与山东寿光等地的农科专家合作，建一块高科技农田。然后，建立面粉厂和生态养殖场，发展现代农业，带动上千人就业。”
　　当年秋天，范福年种植的80亩芝麻喜获丰收，亩产比村里最好的土地还多出了一倍。这让村民看到了希望，要求参加老范垦荒队伍的村民多了起来。附近12个村的村干部都先后找到老范，表示愿意与他签合同，把数十公里范围内的万亩荒沟承包给他。

　　“憨憨”范福年：啃咸菜，穿布衣，迎难而上

　　2007年，国际油价高位震荡，国内柴油价格从原先的每吨600元飙升至1400元。老范的垦荒工地上，每天仅柴油一项开支就达4000多元，加上其他费用，每天的开销超过万元。原本开垦1500亩的资金现在只够开垦500亩之用，这让老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为了节约开支，老范给自己定了个标准：每天伙食不超过10元。“以前吃饭，几千元一桌，眼皮都不会眨一下，现在花几十元都会盘算好一阵子。”老范指了指车后座的一个大包，“里头是馍，馍馍、咸菜、白开水，这就是我的午餐。”
　　妻子潘秀霞怕老范身体吃不消，在自家院子里种了蔬菜，隔天给老范炒个小菜，送到地头，给他改善一下生活。在妻子眼里，两年来，老范最大的变化就是“原来一头乌发变成了满头白发”。
　　在老范最困难的时候，姐姐拿出了准备盖房的30万元，妻子、儿媳、女儿的全部首饰也都让老范卖掉了。
　　范福年“近乎疯狂”的开荒之举招致儿女们的强烈反对。老范的4个孩子金奇、金辉和金娥、琳琳中，金奇做建材生意，金辉和琳琳还是在校大学生。金娥大学毕业，在西安打工。在他们眼里，父亲是十足的“憨憨”。
　　今年7月，老范的4个子女联名给运城市委、市政府领导发出了求救信，希望政府给他们“发疯的父亲”泼泼冷水，制止这个“当代愚公疯狂而愚昧的举动”。
“尊敬的市领导，您好！我们歃血含泪给您写信，没有别的事情，只因我父亲范福年毁家垦荒，致一家老小生活难以为继……
“父亲不知中了哪门子邪，忽然于2007年抛下30年打拼来的事业，带上企业的流动资金跑回老家垦荒造田。两年时间过去了，500多万元花了个精光，外债欠了几十万。因为父亲把公司资金全部抽走，公司难以为继，债主盈门，濒临破产。在这种情况下，金奇媳妇抛下孩子远走高飞；金辉正在上大学，面临辍学；大姐金娥勉强大学毕业，但没有找到工作；小妹琳琳才上大二，面临失学的窘境……”

　　“拗拗”范福年：倾家产，卖别墅，矢志不渝

　　妻子潘秀霞最初并不赞成老范回乡垦荒，但最终还是拗不过老范，“既然他要干，就干吧，我也只能跟着他干了，都是农民出身，咱也都知道这不容易。我的金银首饰都卖掉了，卖了三万多元钱，家里能卖的差不多都卖完了。”
　　由于油价上涨，开垦荒地不仅花光了范福年多年的积蓄，还让他背上了80万元的外债。
“说实话，有时候晚上躺在床上也问自己，是不是不该走这一步。”在老范看来，他垦荒就像爬山一样，“我现在是爬到了半山腰，继续上，确实力不从心，下去，就会前功尽弃，功亏一篑。”说到伤心处，老范哽噎不语。
　　2008年4月，范福年卖掉了位于西安市西郊的60间厂房和设备。随后，他又卖掉了自己西安的两套别墅，儿女们不得不外出租房。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老范找到各级领导，希望政府给予支持，但都没了结果。“即使如此，借钱也要干！”
　　老范给记者描绘出了心中的“产业路线图”：“如果能顺利完成我的造田计划，我还准备成立一个农业合作社，进行集约化农业生产，吸收返乡农民工就业。再建一个养殖场，养殖场产生的畜禽粪便一部分用作农田肥料，一部分用来生产沼气，产生的沼气供村民生活之用。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产业链。”
　　万荣县的一位官员原本不相信范福年能“移山”成功，他在实地考察老范的造田工程后，执意要请老范吃饭，并亲自给老范敬酒：“老范，我应该敬你，你是咱们万荣的功臣啊！”
　　2008年，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在听到范福年开山垦荒的故事后，主动联系到老范，希望双方在造田完成后能进行合作。这位当年带领大寨人战天斗地的“铁姑娘”给老范竖起了大拇指：“我们当年只是在岭上造梯田，你这可是平沟造良田，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