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一季度我国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增加值为4720亿元，增长2.8%，同比回落1.6个百分点。应当说，这种回落与整个宏观经济，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小幅回落是相一致的。但是，鉴于农业的天然脆弱性，鉴于当前世界粮荒和国内控制物价涨幅的压力，如何才能更大程度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何从战略层面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在贯彻年初以来出台的系列支农政策措施的前提下，对“三农”的支持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范围和提高水平。
目前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要增加农民收入，而农民增收的关键则在于农产品价格。那么，我们首先要对前段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这也是很多专家学者所争论的问题。
去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很大程度上是食品价格涨幅较大所致，今年以来，这一特征仍比较突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25.5%，食品价格上涨21.0%，食品价格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6.8个百分点。因此，统计局发言人提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上给予特别的关注，特别是要关注当前的粮食生产和生猪生产。显然，稳定食品价格已成为控制通货膨胀目标的一个关键抓手。
稳定粮食类食品价格虽然有助于物价短期内的稳定，但是，也有专家对干预农产品市场价格表示担忧。去年以来，在政府控制粮食价格上涨的同时，种粮成本也在不断攀升，导致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不断下降。据调查，东北、华北农村有部分农民将耕地从种植粮食作物转化为种植油料作物；因为成本过高，南方一些水稻高产区也已经出现双季稻改种单季稻的动向。往后看，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可能再次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降低，而未来国内粮食供给持续紧张、最终导致价格上涨压力更大的预言并非危言耸听。
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董玉华博士认为，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实质上是以农产品保持较低价格、以工农业剪刀差形式将农民的生产剩余无偿地交给工业和城市居民为代价的，现在是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时候了，这也是国家经济伦理使然。所以，根据农业的特点，结合市场的供求，适度的农产品涨价是必然的，也是农民增收的需要。
他提出，应当看到，现在的物价上涨主要是食品涨价推动的，工业品价格并没有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形成互动，所以不必过于紧张。相反，这是让全社会认识农业重要性的绝好机会。农业是经济的基础，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而如果农业出问题，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将是致命的。
将欧盟国家农产品价格与我国农业产品价格进行对比，就可看出我国农产品价格的低廉。美国向来反对别的国家实行农业和农产品保护，可是他们自己向来实行农业贸易保护，对农民进行大量的现金补贴。欧盟和日本都很重视农业和农产品的补贴。并且，西方国家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大致持平，美国和日本的农民收入近几年还超过城市居民平均水平。所以，我们应正确看待农产品适度涨价问题。
对于农产品中另一"大头"猪肉的价格，董玉华认为，由于大家认识到猪肉的过多消费对身体并没有好处，对猪肉需求逐渐减少，而且这些年中国的恩格尔消费系数很低了，食品支出占的比重在下降，所以猪肉涨价对多数城市居民的影响不是很大。
统计局数据还显示，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86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494元，可见城乡收入差距还是相当大的。董玉华建议，不必对农产品涨价过多干预，应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目前，我国已对小麦、稻谷等重大农产品实行了最低保护收购价格，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国家财政能力的增强，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应进一步增强在农产品价格方面的支持，扩大对"三农"的支持范围和提高支持水平。
为避免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鼓励农业和粮食生产，一方面要认真整顿农资市场，防止农资物资持续涨价；另一方面，从长期看，关键在于建立与种粮挂钩的直接补贴制度，通过直接补贴的反周期作用保护农民利益，防止粮食价格的大幅波动，稳定粮食生产。
至于城市低收入家庭受农产品涨价而影响生活水平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和救济制度来解决，也可以开展小额信贷予以帮扶，从长远来看，不宜通过物价控制来解决。
金融支农长期以来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而据央行最近调查报告，一季度农业贷款需求景气增长居各行业之首。借鉴国际经验，董玉华提出，在农村，发展非常规金融优于常规金融，可以适当降低门槛。他建议给予民间金融以引导，规范其相应的法律地位，使非常规金融和常规金融协调发展，相互补充；可借鉴印度的做法，用立法的形式规定所有商业银行服务农村的要求，规定服务农村特别是基层行服务县域经济，是所有商业银行共同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我国一些小额信贷公司大都难以保持商业可持续，他建议放宽对其利率的限制，用高利率覆盖风险，这也是世界上所有小额贷款的通行做法，这样可以节省交易成本，保证机构的运转和长久服务能力。
另外，财政资金要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要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公共卫生和医疗、文化建设等公共产品的建设。财政可以与银行共同建立担保基金，为小额信贷创造条件；可以与银行设立普遍服务基金，提高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老少边穷地区的能力和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