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合肥１０月３日电 ６６岁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严俊昌正忙着和其他村民一起修路、清污，改造居住环境，同时商讨引进苗木花卉业后，是不是扩大现有的水产养殖规模。

　　作为２９年前率先签订大包干契约的１８位村民之一，他眼下最关心的事已经不再是“包产到户”“吃饱肚子”，而是如何找到最适合小岗村的致富新路，推进“社会主义村建设”。

　　研究中国农村多年的安徽省三农问题专家何开荫说，上世纪从８０年代的“大包干”“万元户”“计划生育”，到９０年代的“农民负担”“打白条”“农民工”“村民自治”，再到本世纪的“税费改革”“免除农业税”“社会主义村建设”，近３０年来的涉农“热词”发生了很多变化。

　　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每个都需要写一篇论文来解释，何开荫说，它们总的来说反映了九亿中国农民的生活由吃饱穿暖向富裕文明的进步。

　　小岗村是安徽省淮河岸边的一个普通小村庄。１９７８年以前，和中国当时许多村庄一样，这里的农民常常食不果腹，住着草房，衣难御寒。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小岗村１８位农民以民间传统的按手印的方式，秘密决定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每家农户——实行“大包干”。当时这是很有争议的事情，有人甚至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但“大包干”调动了农村的积极性，小岗村第一年就大变样：不仅结束了２０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上缴国家粮食３２００多公斤。到１９８４年底，中国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最“热”的词。

　　何开荫说，“大包干”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２０多年来，中国粮食总产量增加２０００多亿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１０多倍。

　　随着生产力的解放，中国农村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率先致富的“万元户”。这个被视为榜样的人群，成为普通农民羡慕、学习，政府大力表彰的对象。

　　人口数量的快速膨胀及其随之而来的诸多问题，促使中国高层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于是，在养儿防老、多子多福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农村，“少生快富”等标语贴遍了乡村小道。

　　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城乡和地区差距加大，农村的矛盾再次变得尖锐起来。因为农村道路等公共事业无力开展，一些地方和部门开始逐年加大对农民的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农民负担”问题成为农村的热点和难点。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几乎每年都就减负问题提出要求，但是农民负担重问题仍然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健康运行和农村稳定的一个顽症。

　　严俊昌回想起当年的情形，禁不住感叹：“那时候，不仅有企业办社会，农民其实也在办社会，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民办交通费等本应由政府拿钱的事业，都靠农民交费来运转，负担能不重吗？”

　　渴望挣到更多现钱的农民，开始进入城市打工，农民工队伍因而不断庞大。他们在最艰苦的环境干着城市最脏、最累的活，提高了自身的收入，也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农民工”一词一时间极为火暴。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的民主政治悄然推进。在过去一直由上级任命干部的农村，以直选村干部、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逐步扩大试点范围。１９９８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村民自治正式步入法制轨道。

　　如今，中国６０多万个村委会换届选举已进行了４至５次。安徽省知名社会学家王开玉指出，过去一些地方行政命令、简单粗暴的方式引起农民反感，现在通过村民自治方式，使群众真正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农村的许多矛盾和问题解决起来也容易得多了。

　　进入２１世纪，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的中国，为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开始实行“税费改革”。２００１年，安徽省实施改革一年就减少农民负担１７亿元，人均减负３１％。

　　２００４年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又宣布，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５年内取消农业税。２００６年，中国实际只用了３年时间，让农民彻底告别了延续千年的“皇粮国税”。

　　２００５年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共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村”的目标，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

　　曾经担任过小岗村村委会主任的严俊昌，如今有了个新的职务：小岗村事务管理委员会主任，忙着为小岗村的住宅改造、环境治理、文化生活、项目引进等决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