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 ——撰写《杜润生他们》《广东农村改革纪实》的心愿
□□ 张敬东
在我年逾七旬后,撰写了《杜润生他们》和《广东农村改革纪实》两本书,年内还将出版《我为先行唱赞歌》的新闻作品集。
《杜润生他们》一书,重点采写杜润生、任仲夷、杜瑞芝、杜导正、吴象、吴明瑜、李普、黎子流、雷宇、党向民等十位人物。这十位省部级干部,除了老领导,大部分是与我有过或深或浅交往的老相识。我之所以采写这些人物,因为他们都不是平庸之辈,在他们历尽磨难的经历中,都有值得称道的事儿;在他们千锤百炼的身体里,都蕴蓄着令人振奋的精神食粮。而且,他们大多是大智大勇、开拓创新,心中装着人民、无所畏惧,特别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勇担重责、奋力拼博,作出了突出贡献的风范人物。通过他们亲身体验的种种震撼人心的真实故事,可以清晰且又深刻地揭示出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中的思想交锋、探路维艰的人生轨迹。
杜润生:人称“农村改革总参谋长”。饮水勿忘挖井人,大凡40岁以上的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都记得杜润生这个名字。因为人们只要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功,无不首先就要说到农村改革;说到农村改革,就要说到上世纪80年代象征农村改革的中央5个“1号文件”;说到中央5个“1号文件”,就要说到享誉中外的中国著名改革家和学者型领导,时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正是杜润生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带领他的改革团队,每年都用大量时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总结农民的伟大创造,足迹踏遍祖国大江南北,并每年主持召开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起草一个指导农村改革的中央“1号文件”,特别是给家庭联产承包制即包产到户制度上了“户口”,使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极大地推动了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书中着重记述了杜润生提出至理名言“爱人民就要爱农民”的深层感悟;“用市场经济激励群众,用民主政治团结群众”的总体改革思路。
任仲夷: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实践者。书中叙述了这位大智大勇的先驱,在辽宁高举反对“两个凡是”的旗帜,为真理标准呐喊;勇踏禁区,为当代奇冤张志新昭雪。书中着重记述了由于任仲夷思想解放,胆识过人,敢为人先,在广东主政5年,不辱使命,披荆斩棘,首开改革开放的闸门,成为全国“先锋号”改革船领航人的非凡经历和感人业绩。
书中分别以《杜瑞芝:他尊重农民意愿,从来说话不拐弯》、《杜导正:从盲目到独立思考的艰难历程》、《吴象:从写〈好人一生不平安〉看他求真务实的风骨》、《吴明瑜:频出精品却屡遭折磨的著名学者》、《李普:青年真诚献身革命,晚年真诚直面现实》、《黎子流:从田埂中走出来的平民市长》(此文与郭玉山合作)、《雷宇:民众要为他建“六公祠”》、《党向民:周总理与他的一段政治佳话》(此文与李骏合作)为题,对上述8位人物的思想风貌和人生轨迹,作了较为翔实的记述。
在书中,我还着重引述了周恩来、胡耀邦、彭德怀、项南、李季、卫恒等前辈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感人事迹及其喜与悲的经历。
我想,正是由于我们党和国家拥有一大批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艰苦探索、敢为人先、甘担风险、勇于奉献,才成就了当今改革和建设史上的辉煌篇章,彰显了中华民族上下求索、复兴图强、勇于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优秀品格!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代表,愚以为书中记录的人和事,具有史料价值。
《广东农村改革纪实》一书,是我对时任广东省委分管农村工作领导杜瑞芝的访谈录,着重记述了广东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不久,杜瑞芝便受省委指派,先后到自发搞双包到户最多的湛江地区农村搞春耕检查和到惠阳地区农村搞所谓纠正单干风和分队风这“两股黑风”。他通过深入调查研究,问需于民、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向省委和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及时、如实地汇报民情、民声、民意,并旗帜鲜明地与农民站在一起,冲破姓“资”姓“社”的桎梏,向双包到户、雇工经营、搞活流通等禁区冲刺,对广东农村改革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同时,杜瑞芝通过参加中央有关部门召开的多次会议,特别是为制定中央5个“1号文件”,每年都组织的专题调研和文件起草工作,提供大量来自农村基层的真实情况和宝贵经验,积极建言献策,被戏称为杜润生改革团队的“北霍(山西霍泛)、南杜(广东杜瑞芝)、东吴(江苏吴镕)、西赵(四川赵文欣)”这“四路诸侯”之一。正是在广东农村改革最艰难的起步阶段,我担任杜瑞芝秘书,与其朝夕相处,几乎所有这些活动,我都在身边,并将活动情况及时整理成文,交他审阅、修改、定稿、签发、留存。因此,我是杜瑞芝在那段改革实践的见证者、记录者和协调者。这就为采写广东农村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提供了大量原始材料,打下了坚实基础。
通过这几年的耳闻目睹,我深深感到杜瑞芝具有牢固的群众观点,他认为“群众是改革的英雄”,十分重视了解群众的意愿,尊重群众的创造。同时又肯于和善于调查研究,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加上他刚直不阿,说话直来直去,往往语出惊人,冒出精辟的新观点,很能启发人。杜瑞芝坦言:“许多农村工作思想都是从调研中得来,只有沾些农村工作的‘地气’,我们党工作起来才会有‘底气’。”也正因为如此,我自认为对杜瑞芝的访谈录,既是真实的史实,又不是干巴巴的。
我撰写《杜润生他们》和《广东农村改革纪实》这两本书的心愿,就是以史为鉴,继往开来。1960年我便被调到报社当编辑、记者,此后大半辈子与“三农”打交道,是在新闻工作这个圈子里度过的。温故知新,“回顾是为了前瞻,”。我有幸聆听过朱厚泽同志的教诲:“保持记忆,留存信史。”如果忘记历史,就只能在原地踏步,只能在已经逝去的生活里往复循环。作为新闻界的一名老兵,作为过来人、见证人的党性良知,为“保持记忆,留存信史”,以史为鉴,增加改革发展的勇气和信心而尽绵薄之力,义不容辞。这就是我写这两本书的心愿。虽然由于水平和能力所限,加上时间仓促,写作难度大,也不改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