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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垃圾治理应该上升为城镇化战略

网友投稿  2013-07-30  互联网

 

  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总数已达7亿之多,全国城市巨大的建成区也已达历史空前规模。由此成就了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也是城镇人口与城镇建成区规模最大的国度。源于城镇化进程骤然持续加快的理由,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行能力已很难及时消纳来自生产与生活的巨量垃圾;因此出现了“垃圾围城”和污染城乡环境的被动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发展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问题,而且业已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垃圾始终伴随着人类,它见证着人类的兴衰、历史和发展,也时常会给人类带来困扰和忧虑。如今,它已成为人类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我国著名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如是说。以可持续发展视觉分析垃圾问题,辩证地观察垃圾带来的困扰和潜在有利条件,将有助于将垃圾问题提高到全局性高度去认识;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和措施,突破垃圾治理困境,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用我们的行动再造秀美城市,打造优质的城市生态环境和强大的城市竞争力。

  垃圾问题:一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话题

  在很多人看来,城市垃圾或者垃圾处理既是尴尬的话题,但又是大众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永远绕不开的“坎”。“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催生了人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城市环境变成了经济发展的综合竞争力和城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但不可回避的是,城市空间的高度集聚性必然引发垃圾的集中产生与污染。虽然人们也说垃圾也是一种资源,但这种资源还是愈少愈好,因为各种垃圾对于大众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诸如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以及病菌孽生等等都是因垃圾引起的危害,已经严重危机着人类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也因为消纳和处理巨量垃圾的需要,人们极不情愿地把数目不小的土地作为垃圾堆放场或垃圾处理厂场地之用;这对于土地资源奇缺的中国来说何尝不是国之殇!

  经常见诸报端及其他媒体的“垃圾围城”报道,都在向人们大声疾呼,垃圾已经给城市环境带来巨大影响!垃圾危机已经悄然来到我们身边,垃圾灾难已经正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民众环境保护意识的日益觉醒,促使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高度重视城市垃圾的综合治理。采取政策、法律、经济、行政多重措施解决垃圾污染和垃圾处理问题已刻不容缓。否则,严重的社会问题将不可避免。之所以要把垃圾治理提高到如此高度,绝不是蓄意妄断、哗众取宠,更不是危言耸听、庸人自扰,而是管理者必须正视的严峻现实。

  在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中,垃圾治理不仅关系到环境污染,同时也关乎社会稳定。仅2008年至2009年全国有30多个城市因为垃圾问题发生抗议示威游行,这都可以说是由垃圾治理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据财新网报道,到2011年1月全国共发生了10次因为垃圾焚烧选址引发的群体事件,其中北京3次,江苏3次,广东3次,上海一次。“都是经济最发达,居民环保意识最强的地区”。即使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群众依然对垃圾污染说“不”。人民需要金山银山,但更要碧水青山,日益觉醒的环境意识促使社会各界对垃圾问题再也不能等闲视之。搞好垃圾治理,发展垃圾处理产业,不仅需要地方层面关注,国家层面也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

  面对垃圾围城、垃圾危机和垃圾灾难正在悄然到来的严酷现实,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受到严峻挑战!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战略,更加强调均衡、可持续和以人为本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我们化解城市垃圾危机、减少环境污染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在谈到垃圾问题严重性时曾郑重指出,垃圾处理现在看来绝对不是我们发展中的单纯的“垃圾问题”,应当放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放到子孙后代永续发展的高度上去认真面对。由此表现出国家高层领导人对于垃圾所引起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和高屋建瓴的认识,也反映了社会各界消除垃圾危机、保护生态环境的普遍愿望。

  惊人的天文数字,巨大的环境压力

  惊人的数字,巨量的垃圾。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与之伴随的则是堪称世界第一的垃圾生产规模。我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最大城市垃圾生产国。

  据2009年7月《观察与思考》杂志所载文章“城市垃圾之困:中国成世界垃圾围城最严重的国家”称,统计资料显示,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长速度为8.42%,而中国垃圾增长率达到10%以上,后者已成为世界上垃圾包围城市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底全国设市城市和县城生活垃圾年清运量2.21亿吨,这里并未包括其他建制镇的垃圾生产量。2012年全国城镇人口超过7亿,按照每人每天1公斤垃圾标准计算,全年城镇生活垃圾总量规模将达2.56亿吨。

  随着电子产品换代速度频繁,报废或“被报废”的各类计算机、手机、家用电器等电子垃圾增量惊人。自2003年起,中国每年至少报废500万台电视机、400万台电冰箱、

  500万台洗衣机、500万台电脑及上千万部手机,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电子垃圾生产国。

  形象的比喻,可怕的现实。据《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北京市日产垃圾1.84万吨,如果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长度接近50公里,能够排满三环路一圈。并且北京每年垃圾量以8%的速度增长;上海市每天生活垃圾清运量高达2万吨,每16天的生活垃圾就可以堆出一幢金茂大厦;广州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也多达1.8万吨……

  侵吞土地,吞噬资源。据《中国青年报》7月19日报道,住建部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目前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这个数据实际上并不包括城市中建设的垃圾转运站、垃圾车停放场及垃圾处理厂等占地。另外,垃圾造成的大量土地被污染,绝不是三、五十年就能自然消解的影响。

  我国虽然地域空间很大,土地总面积居于全球第三位,但人均土地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耕地0.1公顷,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3%。国人需要警醒的是,我国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印度。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里,人口众多是现实,地大物博已经成为远去的历史。我国的发展环境容量实际上已经表现出强约束性!垃圾占用大量土地资源应该引起重视了!

  污染水体,危机环境。著名经济学家温铁军教授在《八次危机》中发出了振聋发聩地呼声:水资源短缺将是中国未来经济高增长的致命约束。中国水资源只占全球总量的6.5%,但消耗量却占世界正在使用的水资源的15.6%。水资源是一国自然地理禀赋决定的,既不能靠进口也不能依靠调水来解决。然而,由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引起的城市垃圾得不到及时有效处理,以至于大量水资源受到污染。垃圾腐烂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酸性和碱性的有机污染物,垃圾中的重金属及病原微生物随渗滤液和雨水流入周围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水体严重污染,进而危及人类的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

  早在2007年2月9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的记者观察:“别让城市垃圾污染农村环境”一文中称,在江南一些地方,已很难找到一条干净的河流。许多地方的河流,70年代“淘米洗菜”,80年代“可以灌溉”,90年代“垃圾覆盖”,现在则是“生态破坏”。2011年5月20日,《看客》等多家媒体报道或转载“中国电子之灾”:作为世界第二大电子垃圾生产国,中国每年产生超过100万吨的电子垃圾;作为世界最大的电子垃圾进口国,中国接纳了全世界70%的电子垃圾。在中国,人们利用电子垃圾获利后,便将垃圾扔给了脚下的土地和河流。科学报告显示,一台电脑显示器所含的毒素,足以污染80吨水,这是每个人终生所需饮用的水量。如果每年报废的500万台电脑中,有未经处理的100万台电脑被随意丢弃而污染水体,那么,受污染水量将达到8000万吨。稀释1吨污染水需要16吨干净的清洁水,稀释8000万吨污染水则需14.4亿吨清洁水。如果还要稀释每年城镇生活污水大约120亿吨,则还需要清洁水1920亿吨!即使用尽整条长江的水也不能满足稀释电子垃圾和生活污水带来的水污染。偌大的中国还有多少干净的水可以利用!水资源这样的硬性资源约束如果得不到有效缓解,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将会受到极具杀伤力的硬性伤害!甚至水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将会超过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能源的约束。

  垃圾治理应着力于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目标

  首先,垃圾治理应从垃圾源头减量做起。城市要运行,经济社会要发展,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建筑垃圾以及第三产业必然大量产生各种垃圾。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其中也包含了大量的资源。为了突破城市垃圾围城的困局,减少无法利用的废弃物和减少环境污染,化解日益严重的垃圾危机,首当其冲的行动就是在垃圾源头减量。最主要措施就是:净菜进城、限制包装、垃圾分类。净菜进城就是要把蔬菜以及肉禽蛋类的各种不必要的部分剔除在生产地,并且进行分散填埋、堆肥处理或者进行沼气利用。但这需要加快制定净菜标准和强化监管。限制包装就是要按照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原则制定产品包装标准,彻底改变目前社会上过度包装的现状。比照国外的经验,产品厂家要承担包装回收和再利用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商品过度包装制造的垃圾;或者制定包装回收利用的方案,由社会力量完成回收,交回原厂家进行重复利用。同时也可以通过高额征税、行政约束等手段,遏制企业为了自身利益过度包装的冲动。此外,对垃圾进行收集与分类能够有效地在产业链前端对有用物品回收利用(仅需消毒即可),形成循环经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对垃圾去伪存真,减少“垃圾”的数量。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了减少垃圾焚烧导致污染,大力推行垃圾分类和回收,垃圾量降低幅度最大已超过50%以上。

  其次,垃圾治理要着力于资源利用。不可否认,在各种垃圾中既有对人类社会有害的物质,更有大量可被循环利用资源。基于垃圾被循环利用并大量用于农业、工业和人民生活的实践与成就,大家常把垃圾比喻为“放错位置的资源”。一般认为,生活垃圾中大约有20%的物质可被直接利用。实际上垃圾中可被利用的资源还包括土家肥、沼气、塑料、纸张、木材、金属、橡胶、垃圾发电、生物质柴油、建筑材料等。大量垃圾循环利用将在很大程度缓解当前日益趋紧的资源约束。国家要通过政策指引和市场化推动资源利用产业化,运用税收优惠、补贴等经济杠杆调节垃圾资源利用行业的运营,推动垃圾处理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垃圾治理要立足于无害化。垃圾对于经济社会的负面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垃圾污染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效率损失。垃圾治理过程中减量化、资源化是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但无害化处理也是关键所在。因为垃圾无害化处理将是保护环境、减少污染、提高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战略性措施。

  实施垃圾无害化处理要重在法治。要从国家颁布法规、政策、标准等制度方面,形成对垃圾无害化处理的约束与调整;通过对法规、政策和标准的有效的执行,纠正垃圾处理引起的污染行为,鼓励政府、社会、企业共同参与垃圾无害化处理的环保事业,提高生态环境建设水平。

  实施垃圾无害化处理重在高标准设施建设与运行。要通过构建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投融资体制,为垃圾无害化处理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要按照无害、安全、先进、可靠的要求,选择垃圾处理的方式和设备,遵照技术标准搞好垃圾处理设施的安装、调试和运行,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硬件技术保障和运行水平。

  消除垃圾危机,要多策并举、综合治理。

  垃圾危机的到来已经波及到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严酷的现实迫使是人们不能独善其身或置身事外。为了生存、为了发展,政府、社会、企业必须联合,国际组织必须协作,各方面都要积极行动起来,共同抗击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垃圾灾害危机,保卫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各国治理垃圾危机的经验证明,治理垃圾灾害必须有政府、企业、社会和民众的广泛参与;必须采取政治的、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法律的等多重手段,才能凸显垃圾治理的效果,才能突破“垃圾围城”困局。

  首先,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文明意识。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广泛宣传垃圾危机的严重性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倡导爱护环境、文明生活的新风尚;唤醒民众改变生活和消费方式意识,形成节约资源、垃圾分类及减少垃圾的自觉性。中华传统文化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观念与当今世界的环境保护理念完全一致;“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等理念虽出自不同的流派,但都体现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环境友好的重要观点,值得我们借鉴和在实际工作发扬光大。通过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软实力,对于大众传递环境保护和减少污染的正能量。

  其次,结合管理实际,健全法规体系。垃圾治理及法制管理的前提是建立完善法规体系,国家和地方要在两个不同层面加强法规建设。各地政府和管理部门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等法规,制定与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法规配套的垃圾管理条例与办法,提高垃圾治理的法规政策针对性和操作性,全面提升法制化管理水平。

  第三,依靠执法管理,加大治理力度。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依法办事、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原则,加强垃圾治理及环境保护执法,依法调整垃圾治理的行为,推动垃圾治理的法治化建设。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通过典型案例公开审理和曝光,增强全社会对于垃圾法制管理的认识,开创垃圾管理的法治化局面。

  第四,合理运用“两只手”,推动垃圾产业市场化。产业化与市场化作为垃圾处理、垃圾治理的发展方向是实践的经验总结,务必引起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和切实的行动。在现阶段尤其是中小城市,垃圾处理产业由于受到城建投资体制、垃圾处理规模、垃圾治理投入、经济基础现状等多种条件限制,导致其市场化程度偏低,单靠市场经济手段难以实现奏效。推进垃圾处理产业发展,培育垃圾产业的市场化,需要合理发挥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公共财政职能作用才能凸显效果。要合理运用市场机制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共同推动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建设。发展垃圾处理产业,重点是要打破政府包办垃圾治理造成的“缺钱、乏力、低效”局面,吸引各类资金和投资主体积极参与垃圾治理,构建垃圾处理“政府推动、企业参与、适度补贴、市场运作”的市场化格局,为垃圾处理产业提供资金融通体制支撑。

  综上所述,因为快速城镇化派生的“垃圾围城”和垃圾污染已经危及到民众的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也给我国城镇化可持续进步敲响了警钟!兴利除弊、治理垃圾、减少污染、保护好我们生存的环境,应是当代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各级政府光荣艰巨的历史使命。始终不渝地推行垃圾治理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应该成为垃圾管理的重要原则和垃圾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消除垃圾污染,发掘垃圾资源,发展循环经济,要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等手段;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软实力;通过改变民众生活方式、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垃圾围城的现状,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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