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农村经济和文化的凋敝,刺痛了无数国人的强国富民之心。为探寻农村社会的出路,从民国时期的梁漱溟、晏阳初到当代的温铁军,几代人前仆后继,深入乡村,乡建运动轰轰烈烈；从青县模式到温岭模式,农村治理的创新层出不穷。

        南农实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南方农村报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发起、由地方政府和实验村以及其他相关单位共同参与的一项社会实验实践活动。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把南农实验总结为:“这是一个以人为本、尊重农民权利,由村民充分参与,并且以提高农民福利为目的的社会实验,它把学术资源、媒介资源、政府资源和民间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国内首创。”

        区别于一般社会实验,南农实验从一开始就决定依靠村庄内生力量,走内源性发展道路。为此,它实行“三步走”的战略:提高农民能力——促进农民合作——鼓励农民参与村庄事务。从“善其身”到“合其群”,再到“负其责”,南农实验希望如此的步步为营,可以使得村庄的管理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然而,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仍然是广大村民的最迫切愿望,在蕉岭隔壁,福建上杭县紫金矿业的上市造富神话,为艳羡的蕉岭人所津津乐道；蕉岭县委书记周章新也在为蕉岭这样一个山区如何发展农村经济而孜孜以求。社会治理对发展经济是良性促动,还是事倍功半?或者,社会治理才更为根本?

       近日,本报记者走入南农实验的基地蕉岭县广福镇广育村,采写了这组系列报道,试图揭开上述问题的答案。□文/图　本报记者　王宏旺

      “真是历尽千辛万险!”10月14日晚,广育村一位村民向记者感叹外出澳门打工的艰辛。话音未落,坐在旁边的村委会主任黄坤荣立刻纠正他:“不是千辛万险,是千辛万苦,哪有什么危险啊。”

       在黄坤荣看来,“苦”和“险”有不同的含义,而约定俗成的说法是“千辛万苦”。担任广育村村委会主任一年多来,黄学会了对遣词造句的精雕细琢。

      “麦克风就像枪一样指着我”

       2008年4月,两股新的力量几乎同时出现在蕉岭县广育村。经过激烈竞选、成功担任村委会主任的黄坤荣,面对的是一个族姓分裂的问题村,没有相关治理经验的他,迫切需要借鉴外部经验；将工作重点转入广育村的南农实验课题组,急于打开局面,也渴望在村庄内部找到支持。广育村委会与南农实验课题组一拍即合。

       在此之前,黄坤荣虽然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但正如在中国任何机构一样,一把手与二把手在调控各种资源、驾驭组织运行方面差异很大。成功转换角色的黄,感觉到了这种迥异,面对虽小但各种关系复杂的村庄,如何打开工作局面,“当时简直是一筹莫展”。

       黄坤荣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中年人,在公众场合不敢说话,这给他带来了预想不到的尴尬。去年年末,蕉岭电视台就新型农民培训一事采访黄坤荣,他当时非常紧张,“感觉麦克风好像枪一样指着我”。

        上任之初,因为修建曾坑公路,需要筹集资金,之前,黄坤荣找了一些上级,都碰壁而回,这让他心灰意冷。南农实验课题组安排黄坤荣与蕉岭县纪委商量此事。

        2008年8月的一个早上,黄坤荣来到蕉岭县纪委,莫名的害怕感涌上心头,这是第一次向部门要钱,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到支持。

       “你是哪里的?”纪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看到了踟蹰不前的黄坤荣。

        “我找卢书记。”当时黄的汗都冒出来了,说话声跟猫叫差不多。随后,与卢书记面对面交谈着,黄坤荣更是感到如坐针毡,这是他第一次面见“比较大”的县领导,感觉浑身不自在。三番询问之下,卢书记总算明白了他的来意,并拿出5000元支持公路的修建。这是黄坤荣从党政部门获得的第一笔“赞助”。

       处理复杂问题,“一定要抓重点”

        对农村精英的培训,是南农实验的重点。这种培训通过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进行。正式渠道是举办新型农民培训班,截至目前,共举行四次；非正式渠道,则是南农实验的志愿者和干事,例如马华、刘龙飞、万君和夏添等,在日常的交流中,不断对村干部和农民灌输民主管理、经济发展的理念。

        从黄坤荣上台一开始,南农实验志愿者便针对他做事谨慎的特点,对症下药,不断鼓励他勇于尝试；而针对他在公开场合不敢讲话的特点,志愿者们则引导他讲话要条分缕析。

        南农实验举办新型农民培训班、徐勇教授和贺康玲教授前来考察广育村时,黄坤荣都需要公开讲话；志愿者还动员黄坤荣把村里的年终总结和来年工作规划,提交该村老年协会和退管会的年终总结大会上讨论。公开讲话的对象不单有农民,还有学者,这对黄坤荣的锻炼非常之大。而南农实验不断灌输的观念和外部经验,又给了他更多的底气。

       不单语言表达能力增强,黄坤荣认为自己在办事能力方面,也增强了不少,特别是在处理民事纠纷方面,掌握了一定的经验,随机应变的方法更多了,“以前我处理问题太冲动,不会把问题放在脑里梳理下,现在我会到现场,好好听取双方的意见,然后再寻找切合点”。

       广育村有个五保户,现住在养老院,在村里有半亩土地,还有一个养子。上世纪90年代,由于要交农业税,养子就没有要这块地。这块地由同村的某位村民小组长代耕,并帮她交税。

        现在,种田不但不要交税,而且还有各项补贴。于是,去年12月,老人的养子想要回土地,小组长自然不愿。他们相互破坏农田作物,还闹到派出所,派出所打电话咨询黄坤荣的意见。

        黄坤荣认为,所谓五保户,按照《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规定,就是指无子无女,没有法定抚养义务人的村民,如果养子认他母亲,就不应该把母亲送到养老院。因此,派出所采纳了黄坤荣的意见,提出养子可以把土地要拿回去,但条件是必须接回养老院里的母亲。后来,养子没有再提出要回土地之事。

       “在此之前,我可能会没有办法。”黄坤荣坦称,如果按照以前的思维方式,面对这样的纠纷会束手无策,只会想到他们是母子关系,而没有考虑到老人是五保户的问题。因此,黄坤荣认为,处理复杂问题,“一定要抓重点”。

      “后来我跟卢书记坐一块,就跟普通朋友一样。”

       一年多下来,黄坤荣发现,通过这些锻炼后,和领导谈话没什么压力了。“后来我跟卢书记坐一块,就跟普通朋友一样。”黄坤荣再次与卢书记见面时,已经能做到谈笑风生。

       在南农实验志愿者刘龙飞看来,现在的黄坤荣跟上任之初相比,似乎换了一个人。“不但说话有板有眼,还配上各种手势。”

        不但村干部的语言表达能力得到了增强,即便是一般的村民,也获益不少。南农实验的志愿者一般住在村民黄永洪家里。这位50岁的村民,因为酒瘾和酒量大,人称“酒神”。他是高中毕业,属于村里的两个秀才之一。饶是这样的秀才,在南农实验入驻之前,普通话也说得非常吃力,有些字词要想一想才能说出来。但是,现在的他,说话不假思索,表达便已经非常流畅。

        黄永洪也参加了南农实验组织的新型农民培训,这个培训改变了他的一些观念。比如,以前,他觉得蕉岭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计划生育政策对村民根本没有什么作用,村民想怎样就可以怎样。培训人员对黄永洪说,计划生育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整个国家,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每家都生十个八个的,那整个社会怎么养得起呢?“看来,这是不对的。”黄永洪的脑筋也转过弯来。

       得到提升的精英在村庄事务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全长约9.5公里的曾坑公路,便是成果之一。广育村委会石角村村民黄达祥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他们盼着修通这条公路已经十几年了,一开始,谁都不相信以黄坤荣为首的村委会能够将路修好。

      通过运作,村委会获得蕉岭县交通局支持,但对方要求村委会自筹30万资金,这对负债26万元的广育村来说,不啻为一个天文数字。通通过四处“化缘”、发动向乡贤捐款,村里才把资金筹齐。南四村村长钟志金去年上任,此前他一直在外打工,为了筹集资金,他把所有的社会关系全部用上。最为经典的一次,是通过一次酒席,凑得3000多块。

       今年1月1日,曾坑公路打通后,曾坑片的交通运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坑村民黄达权告诉记者,村里新增了大概40辆摩托车,现在基本上每家都有一辆摩托。而因为交通的便利,他自己兴建了一个鸡舍,养了200多只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