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青白江从城镇中穿过，一条彩虹桥连通着两岸，桥南是江南村，桥北就是1980年4月在全国率先"撤社换乡"的向阳镇政府。

过去在向阳有个顺口溜：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门，走的泥路弯又长。而自向阳人大胆"撤社换乡"，演绎"断桥风云"以来，经过30年的发展，向阳已经成为工厂企业林立、商铺兴旺的地区发展中心。2008年，全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8.6亿元，财政税收1180万元，农业增加值1.3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680元。

紧邻镇政府和成都青白江区的江南村也找到了发展的机会，村内有三十几家大大小小的企业，1993年建起的"江南村牛市"远近闻名，以牛市为龙头，江南、聚合、荣升等几个村子建立起了优质肉牛养殖基地，同时运输户和商铺也应运而生，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全面发展。

在向阳镇政府，记者初次见到了江南村的村委会主任黄进。"我们村现在正在修路、拆迁，实在是有些乱。"一进门他就憨憨地告诉记者。原来，向阳镇被划为广汉市的经济开发区，而规划中将有两条新铁路穿江南村而过，紧邻镇政府的江南村正在忙着调整布局、搬迁部分村民。

就在这忙碌的变化中，记者走进了江南村。

1 改革前夜

正是水稻成熟的季节，沿着村路步行，可见路边是一片片沉甸甸的稻谷和绿油油的蔬菜，一座座独幢居民楼错落分布，白白的院墙上用红漆粉刷了川西民居特有的方格图案，从楼房的样式来看，建起的时间都不短。

"村民家的楼房大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盖起来了。"村党支部书记师用全告诉记者，现在村里各项公共设施基本完备，光纤电视、自来水大都已经入户，水泥路也都通到了村民家门口。"不过，70年代的时候我们村可是生活条件非常差。"师用全说。 1974年，向阳人民公社已经成立了六年之久，江南村被编为第三大队，老百姓还住着草房，到处是泥巴路。师用全记得，本地并不适合种植双季稻，但是按照人民公社的要求，双季稻是"方向稻"、"路线稻"，全公社都被要求"双季稻化"，结果，粮食没有增收，反而减了产。"真是连稀饭都吃不饱。"为了有更好的出路，师用全选择了当兵。

人民公社体制带来的不仅如此，自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体制起，建国初期农村土地革命积累起来的成果逐渐被消耗殆尽，农村成了城市的输血机。师用全的老父亲师正兴如今已经87岁高龄，自建国的1949年起直到1980年，师正兴一直担任江南村的党支部书记，人民公社时期任队长。

"建国之前我就为解放军背马草、送马粮了。"老人家如今仍然思路敏捷，回忆起建国初起的情景，他有些激动，亲切地称毛泽东为"毛大爷"。"建国了，毛大爷领着我们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改革，当时村里只有32户人家，五六百人，每人分了一亩二分二的土地，老百姓真是高兴，我们打腰鼓、扭秧歌，庆祝头上的紧箍咒去掉了。后来又实行减租、分粮，10斗粮食可以自己得5斗，交一半得一半，百姓有了地，手中有了粮，日子好起来了。1952年成立高级社，办得也不错，给国家交一部分，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据师正兴回忆，从1958年开始，村里的形势变了样。"当时搞大炼钢铁，都去搞钢铁了，村里只剩下老弱病残，生产就落下来了。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村里支持国家，是要人出人要粮出粮。60年代起生活非常紧张，都是凭票供应，啥子都是票，粮食要票、糖要票、肉要票，布也要票……一共有100号票。老百姓吃亏啊，什么也没有。"

人民公社体制下，党政企不分，党的组织、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合为一体，公社内部又形成上下级行政经济混合的隶属关系，上级单位可以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往往产生强迫命令、瞎指挥，也就是老百姓说的，"瞎指挥的班子，一平二调的路子，吃大锅饭的架子，打富济贫的方子"。不仅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工作，就连喂10只以上鸡鸭也要"割尾巴"。在这种体制下，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处于都江堰自由灌溉区的江南村，经济就是搞不上去。师正兴记得，当时每天都非常忙碌，但还是吃不饱饭，穷得叮当响。

1957年改为人民公社制度前，向阳乡的人均收入是68元，到1976年，全乡人均收入仅有74元，20年只涨了几元钱。

穷则思变，村里有人开始"不安分"起来，向阳公社、广汉县里则有人在悄悄地思谋着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