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在门口的上班的人急匆匆地涌进这座航空母舰似的玻璃大厦。
从鼎好楼上通透的玻璃窗望出去，海龙大厦、太平洋大厦、科技大厦等十几座电子大厦形成了中关村最主要的阵地，一般说来，“去中关村”说的就是这里。前面的中关村大街和附近的街道上每分钟都有拥挤的公共汽车停下来，从楼上望下去，那些迟钝的车像是倾倒下了满满的货物，而那些货物迅速地消失在各个被玻璃幕墙包装的大厦里，完成了自动的分类和储存。而办假证的、卖盗版碟的好象一直都潜伏在附近，悠闲地从各个胡同里溜达出来——手里抱着孩子，看见同伙也不说话，松散而有序地占领了过街天桥、路口和大厦的过道。
你很可能会在巨大的、摊位密集的电子大厦里变得惶恐不安，最终在贪婪急切的销售员的脸之间选择了看起来诚实一些的完成了交易，但在那些经营者——也就是中关村人的眼里，这些玻璃幕墙里面的一切都是透明的：品类、利润、提成比例……
中关村正开始嘈杂的一天。
“我要去中关村”
象往常一样，邓力铭九点一刻到了位于鼎好大厦地下二层的维修店。他不喜欢坐封闭的电梯，也不喜欢交朋友。因为很少亲自打点店里的生意，所以并没有什么人认识他。他沉默地四处打量，故意从妹妹的店门前经过，妹妹是邓家五兄妹中唯一的女孩，今年35岁，最近个人感情上出了一些问题，作为大哥的邓力铭对她有些不放心。
自从1999年在中关村开了第一家电脑维修店，几年下来，不但自己的一家人都来了北京，连同亲生的三个弟弟、一个妹妹都跟随着他来到了北京，还有四个表兄弟全家也定居在中关村。这些弟妹们无一例外都是先在邓力铭的店里开始做起，等学会了技术，有了一定的经验，邓立铭就帮着他们在中关村里找店面开起自己的店面。现在这九个家庭的人口已经超过100多人，开办了二十多家公司，几乎占了整个中关村电脑维修行业的一大半。
邓力铭有着传统的家族领袖的品质：坚强稳重、充满智慧和奉献精神。从十几岁起他就从家乡的小村子走出去做搬运工，养活弟妹。1980年代开始做生意，不管他做哪一行，总有族人跟着他做，他愿意带也愿意教。他要求邓家的人勤恳本分地做生意，不出风头、不找麻烦。所以，凡是他们邓家开的店，都只做店里维修生意，从不上门服务，并且多是在店里让顾客看着修，这种经营方式虽然有些呆板，却起到了保护自己的作用。所以在整个维修城里，邓家的店从来没有被投诉过。
邓力铭虽然每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八点都会呆在店里，但他几乎什么事都不做，25岁的女儿、21岁的儿子，还有女婿会把生意照顾得很好，员工也都按部就班地干活，几乎一点操心的事都没有。他觉得呆在店里心里踏实，看着那些桌子、椅子、来来往往的顾客、拆得七零八落的电脑又被拼装得整整齐齐，他就感到高兴。作为老板和这个庞大家族的领袖，他说自己从来没开过会，因为他觉得自己不会说话，但他自信有看人的本领，是什么样的人他几分钟就可以给出认定，他靠着直觉来掌握经营的方向。
1999年冬天，他只身来到中关村，准备在这给自己和自己所带领的家族打出一片新天地来。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老家四川阆中城里做食品生意，积累了丰厚的资金，正在谋求更大的发展。
他在中关村里走了五个月——每天从早晨8点一直到晚上8点，不断地在中关村范围内步行、观看。 那时候的中关村正是鼎盛时期，北京当地注册的电脑品牌就有80几家，各个电子市场里充满了斗志昂扬的销售员。
经过了5个月的观望，邓力铭并没有加入到红红火火的销售业中，而是决定选择利润相对较低的维修业。他发现这么多人都在销售产品，但质量却很难保证，更不要说良好的售后服务了。东西用了就可能坏，就总要有人来修，别人不做我来做。2000年7月25日，邓力铭在中关村现代电子市场里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店。 正是这英明的决定让对高科技几乎一窍不通的邓立铭不但迅速建立了自己的领地，而且在2002—2003年的“中关村大洗牌”中不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得到了发展。
所谓的“大洗牌”是指当时的联想等大品牌大幅降价，使中低价格的自有品牌丧失竞争力，被迫退出市场。大洗牌过后，小品牌的退出遗留下来很多没有人做售后服务的机器，这些无人维护的机器给维修行业带来丰厚的收获。短短几年，邓立铭安安稳稳地扩大了经营，邓家的店一家接一家地开，买住宅、买铺面，把一百多人的大家族全部移民到了中关村。
当一个地方有个他可以播种和收获的土地，养活着至亲至爱的亲人，这里就成了他自己的村庄。每隔四五天，邓立铭就到分散在各个电子市场里的铺面去看看，不说什么，但内心的喜乐无以伦比。
回想起当年的决定，邓力对自己很是骄傲，他说人最重要的是要有精神、有愿景，中关村是不论出身、不分贵贱的地方，只要努力，就会在这里拥有远景。如今的邓力铭全家还都是四川农村户口，但他们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关村人。而使他做出重大决定的是电视里的一句口号：“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二十一世纪看中关村”。
“口号是我提出的”
那句改变了邓立铭家族命运的口号是纪世瀛提出来的，写在他给李岚清的报告里。
纪世瀛是一个民营科技领域里的传奇人物，他的名字在网络搜索中有接近6万条相关的信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关村第一村民的称号。
1980年，在中科院的一个仓库不足五平米的一角里，一个民营科技服务机构产生了，当时的名字叫——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也就是这个科技服务部翻开了中关村历史的第一页，使这个普通的名字最终超越了地域的范畴，成为中国高新科技革命的代名词。
建立一个象美国硅谷那样的中关村科技特区是纪世瀛的一个终身梦想。1989年，他以北京政协委员的身份写了《点燃第三把火炬建立中关村知识经济战略区》的报告。这份报告第一次提出并阐述了中关村概念，分析了中关村在世界经济技术大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剖析了中关村对中国二十一世纪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还大胆地提出中关村发展中存在的七点潜在危机，针对性地提出了六点建议。
邓力铭看到那句：“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二十一世纪看中关村”的口号就源于这篇报告。
但一个北京市的政协委员要点燃这样一把大火，看起来简直就是笑话，他不想让自己用了二十年的心血写就的未来报告被搁置在提案档案室里，必须让更有权威的领导直接看到。
可是这份报告送给谁，怎么送成了难题，对这样一个战略性的问题，谁才有决定权，哪个大领导最关心？送给北京市领导，他们自然会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但是要作为国家级战略，北京没有决策权。送给国家科技部，中关村的问题也不仅是科技的问题。
一次听完李岚清同志的报告之后，他觉得这个报告呈送的最好领导就是李岚清副总理，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科技，对中关村特别关心。
1998年9月28日那天，纪世瀛派秘书直闯中南海西门要向国务院副总理呈送一份报告，西门的警卫传达部告知，这里从来不直接收下面的报告，要从机要交才可以，除非领导指明要的报告。纪世瀛不甘心，前一天他听李岚清做报告，散会的时候还向李汇报了几句并说要送一份报告给他，当时李岚清应声说了一句“好”。纪世瀛就在电话仗着胆子对机要员说：“昨天在报告会上见了李副总理，这份报告是他要的”。国务院秘书局的机要员犹豫了一会，勉强收下了这份报告。
就是这份报告引起了李岚清副总理的重视，他立即将这份报告同时批转给国家科技部长朱丽兰和北京市委贾庆林。朱丽兰部长在部务会上逐条把这份报告念给大家听。
中关村的建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这并不能让纪世瀛忽略自己的成就感，每每说到自己和中关村的往事，他就成了一个骄傲自大的孩子，故事连篇、情节跌宕、滔滔不绝。
就是这一年年末，毫无准备的纪世瀛接到了一个秘密任务：国家科技部张静安委托他写一份关于中关村和民营科技企业的背景资料，要呈送的对象是江泽民办公室。激动的纪世瀛三天三夜没睡，带着秘书黄谢东写出一份六万字的长篇报告， 而那句改变了很多人命运的口号当然地被写了进去。
报告通过张景安司长送给了江办，据张景安司长后来转达说：“江总书记看了之后说：‘这个人说的有道理！’”。
1999年2月10日，江总书记视察了北京中关村。当天的电视新闻转播了总书记的讲话。在阆中城里的邓力铭看完新闻就关掉了电视，决定去中关村。
现在是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学校校长的纪世瀛，把办公室安在中关村科技大厦里，比起以销售为主的海龙、鼎好那样的大厦，这里显得安静得多，一些网络、软件公司占据了各个楼层的办公室，出出进进的年轻人有很多是持有原始股的百万富豪。
如果只把这些科技大厦和其中的人成为中关村就太狭隘了，这只是中关村的一个门面或是村口而已，而那些跨跃了海淀、西城、昌平等行政区域建立的科技园区、创业园区、孵化园正夜以继日地创造着属于中关村的奇迹。来自于海内外的梦想家、冒险家、实业家、投机者正在使这个移民之地变成漂浮在城市上空的村庄。
谈起移民来，出生和成长在北京的纪世瀛乐呵呵地说自己和陈春先算得上是第一个中关村人。虽然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但中关村从实质意义上讲不属于北京，它已经超出了地域名词的概念，而成为了一个崭新领地的名称，没有哪一个人是原居民，只要是怀揣着梦想来此奋斗的人就会在这扎下根来，这是一块梦想之地，用海纳百川来形容再好不过。在这里，出身、学历、地域、民族，一切都不再是藩篱和障碍，机会和未来面对一切人都是平等的。
在谈话的过程中，一个姓王的不愿意透露身份的男人找纪世瀛办事。两个人是老朋友了，谈话简单随便，男人看起来乐观自信。纪世瀛介绍说他是中关村第一个买宝马汽车的老板，但现在因为投资失败破产了，几乎是身无分文开始重新创业。但中关村不会以成败论英雄，因为科技革命也是刚刚开始，一切都在继续，只要人心不死、希望就还在。
那个正在筹建新公司的男人走了——骑着自行车。
纪世瀛建议我去看一个叫郑慧的女人。
膨胀的故乡
在郑慧心里，中关村是梦想之地也更是伤心之地。最初和大学同学的丈夫从小摊位做鼠标开始干起，两个人一起推着三轮车上货、搬运、守摊。后来业务扩大了，男人穿上了体面的西装出去谈判、签约，郑慧就自己推三轮车上货、搬运、守摊。有了最初的积累，换了大的铺面，注册了自己的品牌，男人就更难在店里出现了，为了争夺客源，邻近的店面以竞相降价来比拼，到头来往往两败俱伤。
有一次，在郑霞店里做销售的小伙子因为争夺顾客和隔壁店的销售员打了起来，惊慌失措的郑霞打电话给丈夫，丈夫正在和隔壁那个店的老板一起喝酒，听说两家打架，说了她一句：女人见识就是短，挂掉了电话。那时候，男人正在谈着怎样扩大场面、超越柳传志，而且身边还有了更理解他们的年轻女孩。
郑慧一个人离开了中关村。
这几年，郑慧在东城区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开始投入环保产品。但在她的心里总觉得自己还是中关村人，她和当时要好的姐妹保持着亲密关系，这些人里也有人一样地伤了心、改了行，但大家的话题还是离不开中关村。一次聚餐结束，郑慧开车经过中关村大街，她明知道那里在下班的时候会很堵车，但她还是想走过那里。果然，车在海龙大厦门前一动不动了。
下班的人群在车河中间穿梭而行，坐在车里的郑慧看着那么多经过的年轻的脸，一下子落下泪来。中关村——她在这里留下了青春、爱情、梦想、伤心。而更多的青春、爱情、梦想正在这里绽放。车窗外一张张匆忙闪过的脸都曾经是她，是年轻的一去不复返的她。她在车里哭了起来。
一个女人眷恋一个地方或是人，一定是因为她曾经为它（她）哭过，哭的累了、倦了，离开了，但心里还惦记着。
前几天，报纸上说，一个被合作伙伴骗了七十万货款的中年男人在某座大厦上跳下来自杀了。郑慧看到了那条新闻，还有一张照片，一个男人脸朝下趴在地上，周围是围观的人群。她向朋友打听前夫的电话，但犹豫了很久没有打过去。
郑慧想在公司的生意稳定一点以后写一本书，名字就叫《中关村风雨二十年》。这个计划原来是想要自己退休以后才做，但现在觉得应该提前做，中关村在不断扩大膨胀，一串串新贵的名字出现在财富排行榜上，但她想说，这里不只是属于那些成功者，中关村也属于那些为它哭或是离开了它的人，生活本身比创造更重要，希望那些年轻的梦想家不只是把它当作移民之乡，更要珍惜心灵的故土。
圆圆的汽车
下午两点，邓立铭的老伴在家里帮助保姆做好了午饭，又领着小外孙女圆圆把饭送到了店里。
圆圆出生在中关村，是邓家年龄最小的宝贝，她就快满两周岁了，长的很像妈妈，有张小巧清秀的脸，柔软的头发梳了个朝天的小辫，跑起来一翘一翘的。
只要不是雨天，她就会在店里出现。她把一个红色的皮球扔在供客人休息的沙发上，自己跑到了里间的维修工作室里拿一个鼠标出来。有人过来逗她，向她要手上的鼠标，圆圆的大眼睛看着人家盯了很久，又回头看看正在打电话的妈妈，好像终于认定那人不是自己认识的人，把鼠标藏在自己的身后，跑到点外面去了，身后拖着长长的鼠标线。
邓力铭不爱说话，但圆圆是他的最爱，隔辈人好像长在老辈的心尖上，圆圆的行动左右着这个外爷的视线，邓力铭跟了出去。
在维修城总服务台前面，邓力铭远远看到保安郭国栋，这高个而清瘦的男孩正和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人拉扯，不用问，邓力铭就知道，又抓到了一个“导购”。在中关村的各个电子市场里，都可以看到张贴着的防止被“导购”欺骗的告示，这里的导购是指那些专门粘客、生拉硬拽地把顾客拉到楼上进行欺诈的人，这些人甚至在中关村一带成立了自己的黑势力，不但骗客，还要挟强迫经营者雇佣他们，收取保护费。去年年底，政府大力度打击了这批扰乱分子，抓了一大批导购，几个头领被判了刑。
但中关村毕竟是块冒险之地，总有一些新的导购出现。郭国栋正想把这个可疑的人带到管理办公室。
邓力铭和郭国栋聊过几次，算得上是他不多的几个熟人之一，他还鼓励这个诚实的小伙子要有自己的理想。
郭国栋并没有看见邓力铭，但他想等下了班去找邓大哥，告诉他自己已经在三楼找到了一个卖机箱的工作，等干满这个月，他就要去做销售了。几乎每一天下班后，他都要上网看一遍中关村的新闻，看哪个公司又在纳斯达克上市了，哪一个公司研制了自己的芯片，而爱国者总裁冯军从卖机箱起家的经历他百看不厌。
保安宿舍里有一台台式电脑，586，网速巨慢，郭国栋想等自己有钱了买一台IBM。
维修城的地面永远光可鉴人，快乐的圆圆已经坐在地上，把鼠标当作汽车推出去，还嘟起小嘴模仿着“嘟嘟”的声音，带着双飞燕标志的透明鼠标还真的向前滑动着，园园开心地笑，躺在维修城过道干净的地上，全不顾抱着机箱、显示器的人绕过她走来走去。
无法想象这个叫中关村的地方在圆圆的眼里是什么样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圆圆的世界干净又简单：人分成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东西分成你的和我自己的，那个独轮的鼠标也许就是她的梦想，谁敢说未来不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