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工作者罗金仁认为，随着土地流转的深入推进、种植大户崛起，农事服务主体已经发生改变，尤其是农药行业，对当前以零售商为基础建立综合农事服务组织非常看好。记者就此采访了罗金仁代表。

　　《农资导报》：请问您这次带来了哪些建议？出于什么考虑？

　　罗金仁：这是我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我带来了《关于扶持建设综合农事服务组织》的建议。我觉得农事服务组织对提高农民收益非常重要。买种子要找种子公司，买农药要找农药公司，农技服务要找农技公司，很零散。各个环节也都追求利润，农民种植成本很高。如果集合起来，就会降低成本。所以我提了这个建议。

　　生产和流通企业也要加入到农事服务组织中来，这是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然。拿农药来举例，以前农药是企业生产，通过批发商、零售商环节到农户手中；现在基本上零售商没什么生意了，如果不做综合服务，农药就卖不动了。湖南的水稻生产最明显，零售店基本上没有生意，农户直接从批发商或者厂家买药，或者让别人帮忙打药。这几年农药市场的变化特别大。

　　《农资导报》：有人说2018年是农事服务的“井喷”之年，您怎么看？

　　罗金仁：不仅仅我，我们公司、农药行业都认同这种说法。一是服务对象变了。现在很多地方，像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土地流转比例都超过百分之七八十。仅有几亩地的小户基本找不到了，往往都是流转五六十亩地的种植大户，他们更需要农事服务。二是服务主体也在变化。像广西田园这样的企业农药产品比较成熟，而打药设备发展也很快，比如植保无人机。土地流转之后，如果还是背个喷雾器肯定不行，现在一个高效设备能顶十来个劳力。

　　《农资导报》：您觉得企业与农事服务组织相比，谁更有优势呢？

　　罗金仁：农事服务一定要本地化，企业就是给这些服务组织提供条件，比如提供产品、设备，提供技术服务，也可以提供资金，但企业不能自己去做农事服务。一是因为中国很大，各地都不同，服务需要本地化。二是农民自身的局限性。举个例子，我们生产的农药不要求效果100%，这也不科学。把所有的虫子都打死，成本肯定很高，也不安全，一般效果是90%～95%。如果你是外地人，可能农户就会说：“这农药效果不行，还有虫没打死，你要赔我。”在业务以及用人上，都需要本地化。另外，很多零售店的技术人员适合做这样的服务。所以，现在农药行业都不是开连锁店来服务的，都是在当地找合作者。

　　《农资导报》：您如何看待生物防治？有什么现实问题？

　　罗金仁：生物防治肯定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生物农药需要规模化之后才能发挥更好的效果。比方赤眼蜂，如果只有一二十亩地，赤眼蜂放上去就飞走了，根本看不出效果。土地连片才能体现综合效应。

　　微生物农药性价比可以，但可能存在北方适用而南方不适用的问题。因为南方田里可能有多种微生物，如果用的微生物不能成为优势种群，就无法发挥作用。还有一点，微生物农药是活体，包装之后怎么激活等还是有门槛的。所以，生物农药体现的是综合效益，不是防治之后立马见效。化学农药肯定防治更快、效果更好。

　　□本报记者 熊鹤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