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０年后，我们将给子孙留下什么样的草原？”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在青海西宁召开的全国草原工作会议上如此问道。

　　中国拥有草原面积６０亿亩，占国土总面积的４１．７％，是世界第二草原大国。
但中国９０％的可利用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草原超载过牧严重，北方草原牲畜超载率达３２％，草原水土流失面积接近２亿亩，草原生态“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还未得到有效遏制。

　　但是，青海、贵州等中国西部省份正在积极探索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新模式，或许是对草原生态难题的一条破解之道。

　　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省，孕育了中国最重要的河流长江、黄河和另一条国际性河流澜沧江（湄公河），是中国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素有“中华水塔”的美誉。该省境内拥有天然草场５．４７亿亩，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５１％，是中国五大草地畜牧业发展基地之一。

　　过去，“合家一顶帐房，坐拥千只牛羊”是青海省畜牧业发展的真实写照，牧民只注重牲畜数量而忽视经济效益和生态保护，长期以来的过度放牧使广袤的牧场不堪重负，近年来千里草原退化、沙化严重，草畜矛盾突出，草原生态日益恶化，甚至威胁着青藏高原和江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

　　青海省副省长邓本太说，为了有效保护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青海省提出了“生态立省”的发展战略。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在注重生态保护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效益，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子，成为草原畜牧业发展的新课题。

　　２００８年初，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青海省明确提出了发展生态畜牧业的构想，畜牧主管部门随后在省内玉树、果洛、黄南、海南、海北、海西等６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选择了７个牧业村，进行了生态畜牧业发展建设试点工作。

　　邓本太说，这种探索的核心主要是转变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提倡建设养畜、科学养畜，走组织化、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的路子，从而解决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人、草、畜三者之间的矛盾，遏制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可持续发展。

　　试点一年来，各试点村探索出３种具有推广价值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新模式：一是以合作社为平台，实行牲畜、草场股份制经营的发展模式；二是以草场流转、大户规模经营、分流牧业人口、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为特点的发展模式；三是以联户经营、分群协作、优化产业结构、保护草原生态为特点的发展模式。

　　青海省农牧厅畜牧处处长党陈延认为，这３种发展新模式中，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苏吉滩乡苏吉湾村为代表的第一种模式效果最好。

　　苏吉湾村是一个以藏族为主，蒙、汉、回、土等５个民族聚居的纯牧业村，共有１１７户４８１人，全村拥有草地５．２７万亩，耕地４３００亩，各类牲畜１．２８万头（只）。去年被确定为生态畜牧业发展试点村后，这个村开创了一种以牲畜、土地折价入股，草场随畜计价流转，劳动力专业分工，生产指标量化，用工按劳取酬，利润按股分红为主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股份制经营模式。

　　短短一年时间，这种新的畜牧业发展模式就为苏吉湾村带来了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的效果。今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至少可达５８００元，比去年增长１０００元以上。

　　而在中国另一西部省份贵州省，则把发展草地生态畜牧业作为石漠化治理的有效途径之一，以及产业化科技扶贫的重要抓手，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目前，该省围绕打造“生态畜牧业大省”的战略目标，草地生态畜牧业建设已从探索、巩固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贵州省探索出的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是，为贫困户免费发放２０只基础母羊、６００元圈舍补助、１６０元草地补助，由扶贫部门和畜牧部门组建的草地畜牧中心免费提供技术服务、技术指导和防疫，统一销售。３到５年后，贫困户再将２０只基础母羊转给另外的贫困户，实现滚动发展。

　　据了解，自２００８年起，贵州省５５个国家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县中，３３个县推广实施了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该项目现已累计投入财政扶贫资金３．０５亿元，种植牧草５７万亩，养殖山羊２６．８万只，覆盖贫困农户３万户。

　　据贵州省扶贫办公室测算，在管理好的前提下，每户２０只基础母羊当年就能见效益，４到５年后，能真正成为帮助贫困群众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每年纯收入４—５万元。

　　“不论从畜牧业发展本身，还是从中国藏区发展大计看，青海等地目前进行的生态畜牧业建设都是一项效益明显、利在长远的事业。”邓本太说。

　　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说：“青海省实施生态立省战略、大力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好经验、好做法，值得全国各地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