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块1元的名牌巧克力、胀袋漏水的果冻、霉变的辣条……这些国家禁止销售的假劣食品，虽已在城市难觅踪迹，却在农村沉渣泛起。记者近期在山东省潍坊、莱芜、临沂等地的农村小卖部、批发市场、生产作坊发现，由于监管缺位等原因，一些“问题食品”专供农村市场，严重威胁农民身体健康。一位批发商坦言：“进什么货要看小卖部开在哪里，城里有城里的货，农村有农村的货。”(8月19日新华网)

这则新闻不由让人联想起前些时段被热议的“乳品行业标准”问题。如果说乳品质量内外有别，主要缘于标准存在国际差异，那么，采自山东的上述样本所反映的食品质量城乡之别，则已无法再用行业标准来解释。

当人们仍然对结石奶粉、墨汁粉条、黑心腊肉等“毒”物心有余悸的时候，专门栖身于农村的形形色色假劣食品又被媒体报道打回了原形。如此舆论热点，无疑令公众对食品行业的信任指数又直降不少，但更为万夫所指的，是农村食品市场薄弱的监管环节。当记者向工商、质监等部门反映当地农村“问题食品”泛滥的情况时，对方大多表示有“苦衷”：由于人手不足、检测费用高、耗时长、基层监管部门无鉴定资质等问题，农村食品安全“管不过来”。

不管基层监管部门的上述理由能否成立，但严酷的现实让人们难以对监管者的无奈产生共鸣。更让人感觉不寒而栗的是，儿童食品、休闲食品等领域是“问题食品”泛滥农村的重灾区，作为其主要消费群体的农村孩子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而稍稍将眼光放宽一些，我们便会发现，何止是食品，一些地方的农村如今俨然成为各种假劣产品的集散地和重要的消“废”市场。

从制度设计角度观察，农村食品市场并非没有“防火墙”。多部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并非只为城里人护航，工商、质监等专司机构所编织的监管网络原则上也已覆盖城乡每一个角落——去年以来，国家工商总局连续两年将农村食品市场作为流通环节食品安全整顿工作的重点，但不少地方农村却为何仍然能够成为不法生产和经营者眼中绝佳的目标市场？在监管部门眼中，农民素质不高、贪图便宜给了假劣食品涌入农村市场以可乘之机。姑且不论这种站在官方立场的主观判断是否科学，仅就其分析和认识问题的角度而言，实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城里人吃好的、用好的，劣质产品专属乡下人——如果将其视为一种宿命，则无疑是对平等人权观念的公然挑战。然而，当“问题食品”专供农村成为一种尴尬而无奈的现实时，我们不能不看到，投射在其上的，是长期难以化解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既包括城乡市场消费能力的差别，更包括实际监管力度在城乡间的失衡。

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将政府低价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再以高价向农民销售工业制成品的做法，称为城乡“剪刀差”。而今肆虐农村市场的假劣食品大打低价牌，于是便有人从中窥探出城乡“剪刀差”正在因之逐渐缩小。殊不知，没有消费者会欢迎假劣食品进军农村市场，更没有人愿意用健康去换取假劣食品的低价优势。对于农村消费者而言，他们对假劣食品的接受更多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即便在假劣食品的低廉价格面前，城乡“剪刀差”的绝对数的确在缩小，但不容被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村消费者需要为之透支千金难换的身体健康，承受无法估量的慢性毒害。从这个意义上说，假劣食品在农村的泛滥，对缩小城乡“剪刀差”非但没有任何助力作用，反而将其拉大，成为农民在工业化进程所遭受的另一种形式伤害。

农村对假劣食品的被动承接，并不仅仅缘于其市场消费能力远远逊色于城市，从而引发产品销售出现差异化格局，更有不健全的监管体系在客观上的“纵容”。

作为一种公权力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食品安全监管本应惠及全体社会成员，但在不少地方，监管力量却存在重城镇、轻农村的情况——行政权力触角大多收缩在城里，对于农村市场的监管力度与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难成正比。农村市场固然存在网点分散、流动性强、不法行为隐蔽等特点，但对这些难点并非只能束手无策。但遗憾的是，由于假劣食品对消费者身体健康的侵害往往短时间内难以显露和集中爆发，导致不少监管部门往往不能正视农村食品安全问题。在某些监管人员的潜意识里，甚至认为低价劣质的食品给农民以实惠，填补了市场空白，“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其存在不合法但合理——城乡隔阂导致的偏见，深植于一些人头脑中，致使其对农村假劣食品问题成因认识本末倒置。

遏制“问题食品”流向农村市场，有赖于多部门联动掐断生产源头、斩断流通环节，更有赖于农民持续增收拉动农村市场购买力不断提升——行政与经济手段相辅相成，消除监管失衡、打通城乡市场的目标方有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