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年前的省两会上,广东选出了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3亿农民工终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了自己的代言人。
胡小燕两年来的履职征程却颇为崎岖。从履任之初激动地通过媒体公开手机号码,而后每天疲于应付几千个电话而不得不关掉手机;到亲自帮农民工讨薪;到“能帮的帮,不能帮的让他们找工会”;再到今天感慨“有职无权,只能干着急”。胡小燕内心深处的风暴似乎从来没有消停过。
回顾两年的代表履历,胡小燕说,一是忙,始终在为农民工问题努力着;二是无奈,“有职无权”,很多问题不是自己可以解决的。胡小燕用两句话总结道:“只有遗憾,不敢言功。”也许这是句大实话,将3亿“同行”的期盼扛在自己柔弱的肩上,胡小燕有些孤独。
从锅炉工,到窑土工,4年间,胡小燕先后5次跳槽。2002年,她应聘进入广东三水新明珠建陶公司。
从最基层干起,通过竞争上岗成为车间副主任。一路走来,胡小燕在曲折中进步。让她一直难以割舍的,是双胞胎女儿。
“留守孩子”来广东了
去年9月,胡小燕把在四川广安家中上初一的一对女儿接到三水读书。她的顾虑和普通外来工一样:孩子大了,该重视教育了。“听公婆说现在中学里有不少谈恋爱的,我很担心。再说,几年难见一次,实在想她们——我们已经10年没在一起过年了。”
接一对女儿来广东读书,绝非易事。胡小燕的丈夫刘加明说,尽管妻子是优秀外来工,接收女儿的学校没收借读费,但每个小孩一学期1500元的伙食费、住宿费还得交。孩子大了,每周还需零花钱。
女儿来了,胡小燕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做出了调整。去年9月,她大胆地辞去了车间副主任,改行干起了销售。放着“坐办公室”的清闲活不干,却要风里来、雨里去地跑销售,很多同事不理解,领导也劝她“考虑清楚”。
“干销售,多卖多得。”她说,毕竟两个女儿来广东了,开销大了。4个月下来,胡小燕意识到“自己需要提高的地方还很多”,“那些销售员嘴巴那么甜,我简直就是个‘木瓜子’,跟他们比差远了。”她笑着说。
家人一起承受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的光环也让胡小燕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的家人也无奈地被卷入其中。
上周,记者来到胡小燕的家中。小屋只有十多平方米,跟工友们的没什么区别。除了一台电视机,屋里没什么值钱的家当。书桌上堆积着会议文件及法律书籍。胡小燕说,这些都是开会和参加培训时发的。
有人猜测,胡小燕当了人大代表后买房、买车“有照顾”。胡小燕对记者说:“买车、买房,现阶段根本不现实。我现在一心只想熟悉新岗位,把女儿安顿好。”刘加明说,如今的房价普通打工者根本承受不起,何况他们在老家建房还欠着外债。
刘加明坦言,老婆成了“明星”,他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要求也更高了。工作上必须上进,严于律己,生怕出了差错,“闹出负面新闻来”。
两年履职之路
褪掉青涩有了“外交口吻”
两年来,记者见证了胡小燕的每一次蜕变。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初,胡小燕在工厂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一脸羞涩,一言不发。后来,她终于说话了,可反反复复就那一句“我还要好好学习。”有个外国记者问她:“你打算怎么参政议政?”胡小燕红着脸说:“我还不知道,还在学着写提案。”此后,胡小燕参加了各种密集的培训。
如今的胡小燕早已习惯了长枪短炮,面对媒体连珠炮式的追问,她也能对答如流。她能一口气接受十多家中外媒体的采访。她的每句回答都已透着“外交口吻”——“我觉得”、“个人认为”、“我相信”。
“只有遗憾不敢言功”
两年任期,胡小燕感慨“太忙了”。当初履职心切,她通过媒体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岂料每天接到几千个电话和几百封求助邮件,每天凌晨三四时手机仍响个不停。她不得不关闭手机以免影响工作。她因此被口诛笔伐,甚至遭到农民工的痛骂。如今,骂声少了,邮件多了,通过她成功解决问题的案例多了。
胡小燕说她这两年一直在充电,自己的进步自己能体会到。记者问她:“你给自己这两年的履职打多少分?”胡小燕说,“肯定及格,但分数也不会很高。”她说自己始终在为促进农民工问题的解决而努力,但求问心无愧,“但很多时候,我爱莫能助,只能遗憾地告诉他们我帮不上忙”。“我只有遗憾,不敢言功。”
现在,更多的求助是通过发电子邮件的方式。“有时候别人打电话向你求助你也解决不了,就不再把你当救星了,求助的也就少了。”胡小燕苦笑着说。
“我有职无权只能干着急”
农民工,胡小燕经常强调着自己的这一角色,似乎担心别人说她“忘本”。两年来,“农民工”胡小燕经常感到无奈。很多时候,农民工向她求助,由于对当地的情况不熟悉,她无法与当地工会和主管部门联系上,只能建议对方找工会。求助的农民工通常认为她在推脱责任,临挂电话时会骂她。起初,胡小燕觉得自己“很没用”,还委屈得掉眼泪;但后来,她慢慢想开了:骂我,是因为我做得还不够好。
“有一次,一个小包工头没拿到工程款,先选择带人去闹事,问题没解决,转头来找我。我跟他说,我没法帮你,因为你用了不正当的维权方式。因为你用了不当的方式,本来有理也变得没理了。”胡小燕说。有个四川老乡拿不到工资,也去找她,而她同样建议他找当地工会,老乡因此怪她“耍大牌”。
“春节之前,农民工反映拖欠工资的情况比较多。很多农民工认为通过我就可以要回工资,但我只是人大代表,不是政府部门,不能代替工会和政府去解决问题。工会解决不了的,转给政府其他部门去协调,作为人大代表不应该直接介入。”胡小燕说,“我虽然是人大代表,但职权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大,我是有职无权,有时只能干着急。不能指望一个代表解决所有问题。这也是我走过这两年才认识到的。”
“既然是人大代表,就要知道自己真正代表谁,就要敢说。就算是别人骂我,我也不会后退。但一个胡小燕解决不了所有问题,3亿农民工需要更多我这样的人。”(文/记者肖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