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电 新世纪(002280,股吧)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昨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这个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推出了一系列含金量高的强农惠农新政策,强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是其最大亮点。
对2010年的农业农村工作,文件提出了五个“把”,非常精辟地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方向:“要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把建设社会主义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
文件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强化近年来“三农”工作的好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原则和措施:
———对“三农”投入首次强调“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这一要求不仅确保“三农”资金投入的总量,更确定了比例要稳步提高。
———扩大了马铃薯良种补贴范围,新增了青稞良种补贴,实施花生良种补贴试点,把林业、牧业和抗旱、节水机械设备首次纳入补贴范围。
———首次提出要在3年内消除基础金融服务空白乡镇;拓展了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政策性资金将有更大的“三农”舞台。
———大幅度提高家电下乡产品的最高限价,允许各地根据实际增选一个品种纳入补贴范围,补贴对象也扩大到国有农林场区职工。
———增加产粮大县奖励补助资金,提高产粮大县人均财力水平,这将有利于提高我国800个产粮大县的种粮积极性,维护我国粮食安全。
据新华社电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之际,曾参与新世纪(002280,股吧)以来7个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工作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接受了新华社专访。
与以往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相比,陈锡文认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在特定背景下出台的,是个风向标,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的体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意义。今年这个文件主要是考虑了以下三个方面因素:一是要用统筹城乡发展新理念解决“三农”新问题。农业农村工作不能就“农”说“农”,要和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甚至要和世界经济走势联系起来考虑。二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农业决不能出问题。三是农业农村形势好的时候,恰恰是容易出问题的时候,要高度警惕。连续6年增产增收后,容易产生麻痹思想和松懈情绪。
每年都有“惊天动地”政策
陈锡文连续参加了2004年以来7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他认为,这几个中央一号文件“有两点深刻的印象”:一是中央讲的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绝不是一句空话,每年都有含金量很高的政策出台;二是每年中央都把一号文件定位于指导农业农村工作。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风向标,一个明确的政策导向。从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开始,每一年出台的政策,对农民和中国而言,很多是“惊天动地”的。比如2006年,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就全部取消;又如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还出台了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这三补贴政策,以后又加上了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现在叫农业四补贴。一开始是三十几亿元,一路加到去年达到1230.8亿元。很多政策出台时不说是“石破天惊”,也是出乎很多人预料。例如2005年出台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现在有1.4亿农村学生全都接受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筹资标准一开始是每人每年30元,随后很快就增加到50元、100元,现在已经到120元。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刚开始时有人觉得,农村搞低保怎么搞得起啊?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果断决策,2007年一出台就全覆盖。到去年年底,已经有4600万农民纳入低保,月均补差额近60元。2007年曾经提过要搞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当时还有人担心农村有1亿多老人,能否发得起钱。但2009年就推出试点了。这些政策出台是不容易的,不仅是财力问题,更是观念问题。
今年的一号文件“含金量”高
陈锡文认为,今年的一号文件“含金量”高,亮点很多,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突出的新亮点:
一是在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上有新政策。文件提出对“三农”的投入“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这12个字,意义重大。以前总量每年或多或少都会增加,但比例有的年份可能还有降低。现在不仅要求总量增加,而且比例要提高,是个更高的要求。
二是在改善农村民生上有很多新举措。比如文件专门提出要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
三是在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和基层组织建设方面推出了新机制。比如“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这次要扩大试点规模,肯定要大大推动农村的公益事业建设。“四议两公开”制度也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探索。
支持农民建房扩内需写入文件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主任李国祥看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将“支持农民建房作为扩大内需的重大举措”十分激动。从事这方面调研的他,去年就向中央提了这项建议。
从2004年后,我国经济靠城市的房地产和汽车主要拉动,“如果农村这股强大盖房消费潜力被激发后,其增长效益和城市差不多,会持续至少10年时间。”李国祥说,第一个解决规划问题,规划费用应由当地政府和中央财政负担;此外,要尽快培育农村的建材市场,防止假冒伪劣,推动建材下乡,以免对以后的住房质量留有“后患”,希望通过试点工作,尽快摸索出建材下乡的补贴细则。此外,农村消费这方面,银行信贷需要有突破。
中央一号文件规定: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建材下乡;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民建房、购买汽车和家电等提供消费信贷,加大对兴办农家店的信贷投放。
此外,李国祥还发现,中央的高瞻远瞩,对下一轮的支持农村大规模建房加强引导,从设计上符合节能环保的理念。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近亿人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李国祥告诉本报,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因城乡二元化结构产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问题充分暴露出来,表明中央已经十分重视这个群体,把他们作为推动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之一。
李国祥说,一号文件单独提“新生代农民工”,因为这个群体是我国农民工群体中的一部分,据统计,我国有1.5亿外出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0后、90后的农民工有近1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60%。
李国祥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大量农民工失业,老一代农民工可以回家种田,但“新生代农民工”却不愿意回家务农,因为他们基本生在城市,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和环境,对农村陌生,对农业不熟悉。因此,留在城里又失去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有的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近几年,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刑事作案日益增长。“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比解决他们父辈的问题更加迫切。”
“从农民自身的实力来看,他们大多会希望留在中小城市,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是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李国祥认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其住房问题,让他们在城市有归属感,这也是最难的。下一步是城市要增加农民工落户的吸引力,把农民工纳入城市保障体系,和城市低收入家庭一样,同等享受保障性住房、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等。此外,还要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建议用工企业之间联合起来办培训学校,实行先招工后培训,培训费用由政府承担,让农民工能在城市“留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