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永禄是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五组一位普通农民。从1940年起,他开始写日记,一直坚持到2004年3月。30多本共200多万字的日记,记录着家长里短、政策变化,特别是土地制度每一次变化带给农民的深刻记忆。2005年侯永禄去世。
近日,记者来到路井镇路一村,和侯永禄的老伴、今年78岁的赵菊兰,仍在家务农的女儿侯西玲,在西安一家研究院工作的小儿子侯争胜一起在他们家的老屋院中,翻看日记,回忆往事,仿佛踩着农村前行的脚印,看到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业税等不同时期农村的兴衰变化,深刻感受到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顺应亿万农民的选择,尊重农民的土地权利,则农村兴,百业举,人心顺。
“土改时,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子立在田间地头时,一些人禁不住热泪满面”
路一村,1465口人,麦田、瓜地、苹果园、奶牛棚缀落其间,是一个典型的北方传统农区村落。侯永禄家的院落,一溜高檐青砖大瓦房,小院里两丛鲜花怒放,洋溢着安谧幸福的生活气息。为了帮助回忆60年前的往事,赵菊兰叫来村里的老人侯丙新,他是侯永禄的小学同学,今年82岁。他说:“农村的巨变是从解放后的土改开始的。”
1950年冬至1953年春,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新的土地改革法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耕者有其田”,是历朝历代农民的梦想,只有在新中国,梦想才变成了现实。侯永禄1950年12月25日记下了分地时的场景:“当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子立在田间地头时,一些人禁不住热泪满面。”
土改后,农民的面貌焕然一新。“腰杆子一下子硬起来了,走起路来抬头挺胸,扬眉吐气,真是心情舒畅,干劲冲天。”侯永禄记道。
透过树荫,小院里洒下细碎的阳光。赵菊兰老人仿佛也被老伴的日记带回到那段欢天喜地的岁月:“1954年,家里小麦收了13石多。逢年过节,买酒割肉,买烟茶果菜等也成了常事,农民也活得像个人样了。”
相关资料显示,到1953年春,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1951年粮食和棉花产量比1950年分别增长8.7%和49%。
“人民公社把农民的地又归了公,分配‘大锅饭’,生产‘大呼隆’,农村多是饥饿的记忆”
每当读起父亲的日记,今年54岁的侯西玲总是唏嘘不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记中记录下她的童年总是吃不饱的饥饿记忆。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生产上“大呼隆”,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任会计的侯永禄在日记里记录了人们的抵触:“(村里)形成了‘干活磨洋工,吃饭放卫星’的现象。大多数人出勤不出力,到场算个数,有时连勤也不出。”
更可怕的是,与实际相悖的“浮夸风”盛行。1958年,中国粮食高产“卫星”频频上天,安徽、河南、四川相继宣布成为单季亩产千斤省。路井公社也不能幸免。“干部脱离实际、胡吹虚报产量,和实际相去甚远。”
灾难很快降临到人们头上,1960年合阳县全县小麦亩产仅130斤。“口粮标准一压再压。全家每顿饭1斤2两粮,7口人每人吃不到2两。”
忆起当年的饥饿,赵菊兰老人心有余悸。侯永禄老汉记录道:“菊兰偷偷地跟上一些妇女去掐喂牲口的苜蓿……后来掐不到苜蓿,便偷偷到地里掐些小麦叶子,回来用麸子拌成菜疙瘩……难道真的要往死里饿吗?”
“人民公社”制度从1958年一直持续到1977年,20年间粮食产量年均仅增长1%。“现在想想,一片良田沃土,随便年亩产就打千把斤粮食,但当时可真难为活人。真是‘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赵菊兰老人连声感慨。
“大包干在农村落下‘户口’,责任田成为农民的‘救命田’”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一纸“大包干”契约,将亿万农民从人民公社制度下解放出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潮涌中国农村。
记者采访时,赵菊兰让小儿子侯争胜爬到房梁顶,找出了一个“六股叉”,这是人民公社解散、分田到户时家里分到的农具,赵菊兰一直珍藏着。她说:“大包干让农民的土地失而复得,责任田成了‘救命田’”。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一年的7月19日,路一大队第五生产队采用抓阄的办法分了牲口、农具和责任田。侯永禄一家共分到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他在日记里感慨万千:“不管怎么说,大包干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谁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大包干”激发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侯永禄老汉的女儿侯西玲说:“积肥、选种、浇水……一家家起早贪黑的,连过去沟边的荒地都种上了麦子、蔬菜。”如今我国粮食人均产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功不可没。
1985年春天,侯永禄在自家院子里新盖了10间瓦房,女儿引玲家以998元买回来全家第一台黄河牌14寸彩电。侯老汉高兴地写下顺口溜:“公社吃了大锅饭,多年粮食难过关。各种办法都试遍,最好还是大包干。”
“不变”的是稳定的土地承包制度 “变”的是农业补贴越来越多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全国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的临近,中央及时决定在农村进行第二轮土地延包,承包期为30年。1997年,侯永禄老汉所在的路一村进行了第二轮土地延包,“家家户户仿佛又吃个了‘定心丸’。”
可是,农村的发展也并不一帆风顺。此时,主要依据每家承包的地亩数征收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乡统筹、村提留、各类杂费等农民负担,在不少农区越来越重,干群矛盾越来越突出。1999年11月19日,侯永禄在日记中写道:1999年的农林特产税任务特别高,今天西玲过来说,村上来收苹果税的人蛮不讲理,把她的缝纫机抬走了。
“为了一个苹果税,弄得人心惶惶。”因缴不起苹果税,侯兴才家的电视机被抬走了,侯振山家的四轮车被押到了镇上,侯四易家的粮食被装走了几麻袋,王新吾家被牵走了槽上的大乳牛……这段日记,透露出一段时期里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2004年至2009年,中央连续6年发出6个“一号文件”,核心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通过免除农业税,财政直接补贴农民等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使农民休养生息。自此,农村改革实现了由“取”向“予”的重大转变。仅今年,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等直补资金就达1230亿元。
“第一次直补时,每亩地补5元,虽然钱不多,但我激动得整整一晚上没有睡着。”侯西玲说,“如果那时爸爸还在,日记里又会有许多‘快乐’‘激动’‘满意’的字样。”
路一村村委会主任侯亚奇说:“土地制度的‘不变’和给农民以种粮补贴的‘变’,说明我们党农村土地政策的成熟。现在村里一些在沿海务工的年轻人回到村里,包地种果树、蔬菜,土地在农民眼里越来越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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