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发端于农村。30年来，农村改革取得了极大成功，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农村的率先改革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摸索了经验，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起到了开拓性作用。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农村改革仍然是我国改革的关键环节，农村发展仍然是我国发展的战略基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30年来农村改革发展成就和经验作了全面总结，对新形势下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了全面部署。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进一步解决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性矛盾，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一、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深层矛盾和突出问题

　　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结构加快转型、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在不少深层次矛盾尚待解决的背景下，又面临着一系列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

　　(一)农业发展方式依然粗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压力增大

　　一是农业资源约束增强。近10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1.25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38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耕地减少、水资源匮乏的趋势难以逆转。二是农业基础设施脆弱。我国中低产田占2/3，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46%，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三是农业科技支撑能力不足。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仅为49%，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70%～80%的水平。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40%，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只有0.46,只相当于国际先进水平的60%。四是农业物质投入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农民种粮比较收益明显下降，远低于种植经济作物和外出打工的收益。五是农业生态环境脆弱，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突出。我国每年化肥折纯施用量达到4700多万吨、农药用量140多万吨。在一些地区由于化肥、农药的过量及不合理使用，造成了地下水和地表水污染，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水生生物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导致水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工业“三废”中许多有害化学物质直接威胁产地环境。目前，食品行业在原料供给、收购储运、加工包装及批发零售等环节的安全管理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制很不完善，农产品和食品安全重大事件频发，不仅严重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而且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给群众造成了很大的心理恐惧。此外，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危害总体上呈加重趋势。六是随着人口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国内农产品供求难以自求平衡，一些农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不断提高，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的压力增大。

　　(二)农民持续增收困难，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前景堪忧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10.1%，农民人均纯收入保持了年均6.2% 的速度。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6：1，曾缩小到1985年的1.86：1，2000年扩大到2.79：1，2007年进一步扩大到 3.3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不仅成为“三农”问题的主要症结，而且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矛盾。到 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要实现比2008年翻一番的目标，今后12年年均增长速度必须保持在5.95%以上。从过去30年农民收入增长的经验看，这是一个需要付出较大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是1978～1984年，年均增长达到16.5%；1985～1988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年均增长4.9%；1989～1991年，年均增长只有1.9%；1992～1996年年均增长5.6%；1997～2000年，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年均增长3.7%；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收入增长保持了年均6%以上的速度。这是在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各项支农补贴持续增加的基础上实现的。如果今后国民经济出现较大波动，农民增收出现徘徊甚至滑坡，农民人均纯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就有可能落空。

　　(三)农村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协调工农、城乡利益关系任重道远

　　一是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低。迄今为止，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挥的作用还不够，普遍存在规模不大、管理制度不健全、改组解体过于频繁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15万多个，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成员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3.8%。

　　二是农民土地权益缺乏有效保障。农村改革以来，尽管我国一直在探索加强和扩大农民权利的途径，但农村土地制度仍不完善，农民的土地权利仍缺乏有效保障，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现象还大量存在。对全国2749个村庄的调查表明，村民上访反映最集中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承包地流转问题引发的上访占26%，因土地征收、征用问题引发的上访占40%，合计为66%。从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看，过短的土地承包期限和土地的频繁调整，使得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缺乏安全感；随意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现象经常发生，农民缺乏充分行使自己土地权利的能力；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仍不够充分，农民缺乏长期稳定的预期。土地问题的背后是利益分配问题。当前，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矛盾的一个焦点，主要是源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巨额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在现行征地制度下，土地收益分配明显是向城市、向非农部门倾斜，农民得到的太少。对分布在四个省市1000多个被征地农户的调查显示，征地补偿费一般只够维持被征地农民6～7年的基本生活。如果在落后地区或者公益性项目征地，补偿标准更低，一般只够维持3～5年的基本生活。

　　三是农业支持和保护水平低，与财力增长状况不相匹配。2003～2008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8.7%、9.3%、8.8%、8.4%、8.7%和9.8%。从财政“三农”支出所占比重看，财政支农力度与国家财力的增长状况还不完全匹配。从最近几年财政支农资金的支出结构来看，对农田水利的投入总体呈下滑趋势，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对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服务的投入很低，农业科技支撑不足，农业科技成果到户困难；动植物防疫体系不健全，基层防疫力量相当薄弱，无法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动物疫情；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缺乏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保险手段；对市场流通基础设施、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投入偏低；农业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不健全，价格总体水平偏低，有些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农业生产比较收益总体上处于弱势。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运作方式不规范，影响了整体效能的发挥。财政支农资金被层层分割，形成 “天女散花”的局面，导致资金使用分散现象比较严重，直接影响了投入效率。

　　四是农村金融改革明显滞后。当前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首先是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农业银行作为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骨干和支柱，在为农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还不够；农业发展银行功能单一，农村政策金融功能不健全，农业中长期政策性信贷投入严重不足；农村信用社发展不平衡，法人治理有效性不足、内部控制和风险防控能力薄弱等问题仍然突出，一些信用社脱农倾向明显，体制改革成效未能充分显现；邮政储蓄功能单一，吸收的存款极少用于支持农村；保险公司缺乏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农业保险覆盖面低，贷款风险集中于金融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少，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性不足；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刚起步，农村信用环境不理想；等等。其次，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不适合农村特点。微型金融服务业是我国金融服务业中的“短板”，金融机构一般不愿涉足微型金融服务业。现有的各类小额信贷机构资金来源有限，可持续性差。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都把担保抵押资产是否充足，作为决定贷款的主要条件，这使得大量缺乏抵押品又难以找到担保方的小型、微型企业和农户的资金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五是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有限。近年来，中央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开始迈出较大步伐。但由于历史欠账多，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状况仍然没有大的改观。突出表现在，农村行路难、饮水不安全、供水难、环境污染难治理等问题仍然突出。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大，基本医疗服务城乡差距过大。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失地农民社保、农民工社保等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健全。

　　六是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尚未形成。城乡劳动者同工不同酬，农民工工资长期偏低。 2004～2007年外出农民工实际工资年均增长7%左右，增幅比同期城镇职工实际工资年增长率低3～4个百分点，两者的工资差距继续加大。农民工超时间劳动比较普遍，农民工的劳动小时工资水平更低。农民工无法平等地享受城市公共服务。进城农民工子女纳入流入地公立学校义务教育体系的比例偏低，进城农民工不能平等享受城镇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救助，不能享受城市廉价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户籍制度抬高了农民工进城的门槛，成为农民工谋求机会公平、待遇平等、权益保障和融入城市社会的最大障碍。

　　(四)农村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兼顾各方利益和搞好社会管理难度加大

　　改革开放前，农村平均主义盛行，农民普遍贫困，贫富差距很小。改革开放30年来，总的趋势是，农村居民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村贫富分化趋势加速。1980～2000年，全国农村不同群体之间人均纯收入差距显著扩大，基尼系数由0.2455上升到0.3558，上升44.9%；2000～2004年，不同群体之间人均纯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基尼系数在4年之中下降到0.3553。有资料显示，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平均值和最高平均值之比为1：6到1：8之间，而且这一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社会的不断觉醒和进步，农民身份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普遍提高。目前农村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很不规范，解决冲突还缺乏制度化的手段。农村多元利益主体的格局已经形成，城乡利益关系、农村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化，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也在加剧，解决社会矛盾单靠政府行政动员已经力不从心。

　　一是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由于历史和制度上的原因，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农民缺乏自己的利益代表人，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农民与其他阶层相比，在利益代表和表达机会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公民的选举权与户口相联系，农民工在居住、就业的城市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不能参与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导致在社会政策制定、利益关系协调中对他们的忽视或伤害。

　　二是农村社会组织作用发挥不足。在市场经济迅速推进过程中，政府权力正在从越来越多的领域退出，社会本身的自主运行程度不断提高。从政府和社会的互动过程看，主要问题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农村社会组织力量过于弱小，社会参与力弱，发挥作用的制度空间狭小。

　　二、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一)强化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

　　1.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实现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1984年中央 1号文件明确集体所有土地可以以15年的期限承包给农户。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规定：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物权法》明确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物权法》规定，当目前30年的“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是强化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保护的重大举措，足以让几代农民放心。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必须坚决禁止和纠正随意解除土地承包合同、违法收回农民承包土地的行为。为了避免承包地频繁变动，防止耕地规模不断被细分，提倡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应稳步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向农民颁发具有明确法律效力的承包地权属证书，建立完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统一登记体系。强化对土地权利的保护，关键是明确界定农民权利的性质。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开始是以债权的形式出现的。《物权法》明确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利是一种排他性的用益物权，而不是简单的合同权利。承认农民拥有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权，有利于减少现行土地产权关系中内含的不稳定性，有利于加强国家对农民的产权保护，有利于使农民形成长期稳定的预期。因此，《物权法》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提供了更高的保护。但《土地管理法》等法律中关于农民土地权利的设计，目前还没有与《物权法》衔接一致。应抓紧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法保障农户享有的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完善土地承包权权能。

　　2.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村改革以来，国家一直实行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的政策，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有了一定发展。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全国2749个村庄的调查，平均每个村出租土地农户的比例为20.2%，东部省份达到 27.4%，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1.8%和14.1%。在总结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国家逐步完善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和法律。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今年中央1号文件重申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和“三个不得”，即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两个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要素配置过程，是一种市场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越稳定，产权关系越清晰，交易成本就越低，就越有利于流转。中央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无疑会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发育，使土地流转更加健康。土地流转的进程取决于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在我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下，必须充分认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长期性，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主体地位，不能把土地流转多少、流转快慢当作衡量农村工作成绩的标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流转，也不能妨碍自主流转。政府应加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和服务，发展流转中介服务组织，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沟通、法规咨询、价格评估、合同签订、纠纷调处等服务，让土地流转公开公平地进行。

　　(二)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我国两亿多农户的分散经营方式，导致农民难以保护自身利益，农产品生产与市场需求难以有效衔接，农业服务成本难以降低。在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把家庭分散经营的优势与统一经营和服务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有活力的农村经营体制，这是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要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农业经营方式的“两个转变”，即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两个转变”的论断指明了完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根本方向。从我国人多地少、小规模经营的实际出发，改造传统农业的现实途径是大力提高家庭经营的集约化水平。而完善统一经营层次，不是脱离家庭承包经营另搞一套，而是更好地为家庭经营提供服务，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从实践来看，一部分发达地区的村级集体组织有一定的实力，能够为农户提供统一服务，但大多数村级组织集体收入微薄，为农户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能力很低。相比村级集体组织而言，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龙头企业联结农户的产业化经营组织等，在提供服务、引领农民进入市场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基层创新，明确把这些新的服务主体都纳入统一经营和服务的范畴，赋予了双层经营体制更加丰富、更符合实际的内涵，具有重大理论创新意义。从总体来看，我国农业统一经营和服务体系还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今后，要进一步发挥好村级集体组织的作用，大力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生产服务性企业，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充分发挥其为分散的农户提供统一经营和服务的作用。

　　扶持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就是扶持农业和农民。应把农民自愿、农民受益作为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发点，营造良好的政策、法律和社会环境，坚持市场运作与政府扶持相结合，坚持合作社的基本精神，创新组织形式，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自我发展能力。大力发展农村新型信贷合作组织，逐步形成包括技术、信息、信贷、销售、加工等多种服务职能，覆盖大多数农民的合作组织体系。应引导农民合作组织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健全民主管理机制。要落实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从财政投入、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方面，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提高合作社为农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使之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组织。

　　(三)改革征地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征地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土地征占规模过大，失地农民数量越来越多；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偏低，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是很大的难题。在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土地征用应当有利于富裕农民，而不是造成大批农民失地失业；应当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扩大社会不公。

　　1.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并未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的界定，征地中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不分，征地范围模糊不清，大量商业性用地也都打着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征地。今后征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是，明确地界定“公共利益”，缩小强制性征地的范围。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证农民合法权益。

　　2.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征收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助费都是按照被征收土地前3年的平均年产值计算的，而与被征地的区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土地供求状况等地价因素以及土地征用后的用途和市场价值无关，这使得对农民的补偿偏低。调查显示，作为永久丧失土地的补偿，一般只给予被征地农民每亩2万～3万元补偿费，经济发达地区为3万～5万元，国家重点工程等征地补偿更低，一般每亩只有几千元。征用补偿费一般只够维持6～7年的基本生活，如果在落后地区或者公益性占地，补偿费一般只够维持3～5年的基本生活。2004年国务院通过《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在征地补偿方面提出了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的要求，在补偿分配上提出了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 ”。在规划划定的相同区片内，征地应采取统一标准补偿农民，征地补偿标准不应随项目性质不同而不同。在征地过程中要维护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申诉权，逐步建立和完善征地补偿争议的协调裁决机制，为被征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

　　3.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问题。土地被征用后，农民不再享有土地的保障，一般也不享有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在土地被征用后，多数离城镇较近的农户，主要得益于有较多外出务工机会，他们的收入程度不同地有所增长。有些农户能较好地运用得到的补偿资金自主创业，生活稳定并有所提高。一些失地农民就业不稳定甚至失业，靠征地款来维持生计，但过几年征地款“吃”完了，其最终结果往往是生活没有保障。要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问题，确保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长期有保障。必须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多渠道促进失地农民就业，在贷款、税收、场地等方面对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提供优惠政策。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按有关规定应纳入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不足部分由当地政府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解决，社会保障费用不落实的不得批准征地。对土地征用面积超过一定数量的村，可以在征地以后给农民留下一定面积的居住地、经营地，由村集体按照统一规划，开发经营项目，使农民有长期稳定的收入。

　　4.改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制度。我国土地要素市场还不完善，土地要素市场在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统一，特别是集体建设用地基本被排斥在土地市场之外。目前，集体建设用地自发地进入市场流转的现象普遍发生。但政府各部门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没有统一、规范的管理措施与办法，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处于自发和无序状态，带来了很多问题。由于缺乏规划指导和法律规范，使大量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自发、盲目进入土地市场，造成违规项目不断出现，规划指标屡遭突破，建设用地供应总量很难有效控制，正常的土地市场秩序受到干扰。规范集体建设用地交易行为，已成为今后加强农村土地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资产价值已经充分地显现出来。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规范土地市场的需要，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方向。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进入市场，与国有建设用地享有平等权益，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可以防止以权力扭曲集体土地的流转价格，有利于充分挖掘集体建设用地的巨大潜力，有利于形成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土地价格，建立与城镇地价体系相衔接的集体建设用地地价体系，促进土地在竞争性使用中实现更合理的配置。

　　(四)放松对农村金融的管制，加快建立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引导更多的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决定》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指明了方向。

　　1.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一是明确各类正规涉农金融机构职能，强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支农责任。各类金融机构都要积极支持农村改革发展。农业银行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骨干和支柱，应坚持为农服务方向，稳定和发展农村服务网络，切实按照中央提出的“面向‘三农 ’、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总体原则，全面深化内部各项改革，进一步强化为“三农”服务的市场定位和责任，充分利用在县域的资金、网络和专业等方面的优势，更好地为“三农”和县域经济服务。要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完善其功能定位和运行机制，加大各类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支持。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快推进股份制改造，改善法人治理结构，把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产权明晰的社区性农村金融机构，进一步引导农村信用社朝着更加贴近“三农”的方向发展，确保其服务方向不改变、信贷资金不外流、支农力度不减弱，发挥好为农民服务的主力军作用。要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处理好农村信用社省联社与基层法人社的关系，防止通过行政手段推动农村信用社的兼并、重组和联合，人为将农村信用社做大或法人层级做高，维护和保持县(市)社法人地位的稳定，强化基层社服务“三农”的能力。为了使邮政储蓄在农村地区吸收的资金更多地留在农村，必须扩大邮政储蓄银行涉农业务范围。

　　二是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随着各大商业银行纷纷从农村地区撤出，在切实加强监管的基础上，应允许新设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以服务农村地区为主的地区性中小银行，特别是重点引导各类资本到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服务不足、金融竞争不充分的地区投资设立机构。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要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对依法运作、操作规范的民间借贷，要依法保护借贷双方的权益。对涉嫌非法集资的，要依法处置，坚决打击。

　　三是鼓励发展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目前，我国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业的主体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其次还有近两年刚刚发展起来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我国，微型企业和农户数量巨大，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现实和潜在的客户量众多，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业前景看好。为了能建立普惠性的农村金融体系，要进一步放宽对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开放民营资本进入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业的途径，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

　　2.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一是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机制和发展模式。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必须运用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方式，政府决定农业保险供给的方向和数量，制订统一的制度框架，各种被批准的组织机构在这个框架中经营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同时政府对规定的农业保险产品根据可能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和其它支持。要加大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增加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助资金，稳步提高农业保险覆盖面，提高保障程度。

　　二是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农业保险因大面积干旱、台风等巨灾造成的系统性风险远大于普通保险。国外通常建立农业再保险机制和巨灾风险转移机制，在更大范围分散风险和积累资金。我国目前没有上述机制，巨灾风险只能由保险公司承担。一方面，缺乏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保险公司承保能力受到较大限制。另一方面，随着试点覆盖面不断扩大，无法分出的巨灾风险随之积累，严重威胁金融市场稳定。随着农业保险业务的迅速扩大，承担的风险不断累积，迫切需要加快建立健全农业再保险体系。要尽快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对因重大自然灾害形成的大额赔付，由风险基金给予一定的比例的补偿，逐步形成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

　　(五)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看，大都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体系。不同类别的政策措施从不同角度发挥作用，共同实现既能稳定农业生产，又保障农户收入的政策目标。我国不仅在农业支持和保护水平上与国外存在很大差距，需要提高，而且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体系也存在缺陷和不足，需要完善。

　　1.完善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财政支持与补贴政策。根据我国入世所作的承诺，目前我国加大对农业支持力度尚有很大空间。对农业实施大规模、广覆盖的支持和保护政策在我国还是刚刚开始。要大幅度增加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总量，提高财政预算内支出用于农业的比重。

　　就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体系而言，需要突出农业支持和保护的重点。针对近年来农产品市场出现的剧烈波动，需要大幅度增加对良种培育、动物防疫体系、规模化饲养、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业机械化、小型农田水利、农产品市场流通基础设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等的支持力度。针对种粮比较效益低、农民积极性不高的问题，需要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逐步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类型多样、操作简便的农业补贴制度，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发挥预期的政策效应。要根据财政支农目标和重点，有效整合财政支农资金，突出财政支农资金的公共性，健全政府农业投资监督机制，发挥资金使用的综合效果。

　　2.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从改革开放近30年的情况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能够缩小的时期，都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的时期。如1978～1985年和1994～1996年这两个时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只有在这两个时期出现过相对缩小的局面，与这两个时期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有直接关系。而农民增收最严峻、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时期，都是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的时期。如 1990～1993年和1998～2002年这两个时期，宏观紧缩政策导致粮食价格全面下降，农业增产农民不增收，甚至减收。过去的经验表明，使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对实现今后农民增收的政策目标至关重要。农业是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产业，在人多地少的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易，从事小规模经营的农民消化生产成本上涨的能力很弱。在这种情况下，农产品价格合理上涨就成为保障农产品供给，平衡工业农业利益关系的手段，这也是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内容。要按照市场化取向和调控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合理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手段在农产品价格形成中的基础作用，充分发挥价格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要综合考虑农产品市场供求、直接生产成本、人力成本以及农民从事其他产业的收益情况等因素，完善农产品最低保护价政策和国家专储收购政策，使农产品生产保持一个合理的收益率，为农民抵御市场风险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护。

　　(六)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

　　为包括城乡居民在内的全体国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和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责。应强化政府职责，按照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财政能力相适应，全面提高财政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水平，使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创造条件，实行免费的农村职业教育，加快在农村普及高中教育；加快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增强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能力，逐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做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新型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加快解决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做到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要逐步改变城乡分治的制度安排状况，形成城乡统一的制度框架，促进公共财政资源在城乡均衡配置，为城乡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提供制度保障。

　　(七)拓宽农民转移就业渠道，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

　　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是富裕农民、发展农村的治本之策。尽管大量农民转移就业，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仍然高达1亿人左右。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最近出现的外出农民工返乡回流，使农村就业压力更大。城乡就业的难点主要在农村，必须把促进农村劳动力持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引导农民工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回乡创业，努力实现农民充分就业、稳定就业。

　　1.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公平对待、一视同仁是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根本要求，要以实现农民工“就业有技能、劳动有合同、工资有保障、伤病养老有保险、维权有手段、居住有其屋”为目标，健全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建立农民工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制度，建立覆盖全体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养老保障制度，尽快实现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移与接续，确保农民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当前，金融危机不仅造成一部分农民工失去工作而返乡，而且由于企业开工不足、工资明显下降，仍留在就业地的农民工的家庭生活也受到很大冲击。在积极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和再就业的同时，要建立留城农民工特殊困难救助机制，帮助他们解决在就业、子女就学、医疗等方面遭遇的实际困难，充分体现政府对农民工弱势群体的关怀，积极化解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

　　2.积极推进农民市民化。农民工渴望长期留在城镇工作和生活，农民工向市民转化是大势所趋。目前，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超过1亿人，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力量。他们对土地的情结弱化，务农意愿低，向往城市文明生活，渴望成为城市“新市民 ”。从长期趋势看，大量的流动人口终将会融入城镇社会。必须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亿万农民工的意愿，改革户籍制度，降低进城农民落户的门槛，逐步形成城乡居民身份统一、机会均等、权利平等的社会管理制度，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融入城市。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决不能走一些国家那种大量失地农民进城沦为城市贫民的道路。由于农民工相当一部分就业处于不稳定状态，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对他们的覆盖率很低，农民进城就业会经历一个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过程。“家中有地，进退有据”。在家乡有一块承包地，仍然是农民工维持生计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充分认识土地对农民生活保障的特殊重要性，充分估计今后我国经济增长可能出现波动的风险，当农民在城市里的根没有扎下去前，不能轻易拔掉农村承包土地这个根。这是保护农民利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